朱天元：台湾：在资本与强权政治之间

“五十年后，冷战已成过去，而台湾依旧徘徊在认同的歧路上。在这个充满生命力的，美丽而庸俗，热情而反智的岛屿，在这个永远在寻找未来趋势和主流价值的土地，在这个人人边缘，没有中心的社会，思想、记忆和认同似乎都已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然而没有了思想、记忆和认同的重量，台湾将永远是一叶浩海孤舟。“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台湾版导读中，吴人这样写到。而安德森笔下那些在船坚炮利的殖民者下依然创造了民族的认同，以传说、诗歌凝结想象的知识分子的情结与孤独，又似乎投射到了这位曾经的学生运动领袖，现在的政治学学者身上。安德森称赞他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斗争的年轻英雄，一位坚定但心胸开放的台湾民族主义者”，而他则从安德森身上汲取知识的冷冽和热忱的道德力量。

台湾自古便是帝国的边陲，也难逃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之间被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命运。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的无孔不入和现实政治的利维坦世界里，吴人在他的名作《贱民宣言――台湾悲剧的道德意识》中悲愤地把台湾人视作世界秩序中的"贱民"。他也曾绝望地呼告，“贱民的困境强迫成就了道德的民族，然而困境的道德意义不会终结困境，道德主义也不会解放贱民。在帝国强权眼中，贱民困境没有任何实践的意义─它属于某种悲剧美学的范畴：‘旁观那必然毁灭的命运，我们优雅地轻叹，我们世故的灵魂获得净化。啊贱民的悲剧，救赎了帝国的堕落......’那么，贱民自己又有什么出路？有什么救赎？”然而也似乎在这样的世界里，一代又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学会了在不义的政治里寻求自我的意义，用知识和实践照亮帝国的伪善，在熹微的星光之下“推翻宙斯仰赖强制与暴力的僭政，建立最初的城邦共同体。”

吴人经历过威权的末日，身份认同的迷茫和学思上的困惑。他是台大的第一位非国民党籍的学生会主席，成为特务的眼中钉，也曾在台海危机中恍然大悟中国与台湾的割裂，他曾挺身而出批判过陈水扁时代民主化的庸俗与贪腐。今天他呼吁台湾的“转型正义”，希图唤醒台湾意识。在他背后似乎有一串长长的影子，廖文奎、彭明敏、郑南榕，他们在一个挣扎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之间的小小岛屿，反抗着现实政治的荒谬和暧昧的台湾身份，却无法放弃这个荒谬、无意义残酷的现实。而他们自己的存在与反抗就是一种独特的美学，他们自己就是台湾民族的道成肉身。

“转型正义”中的台湾社会

问：蔡英文的当选会不会使得台湾形成新的认同?此次大选之后，国民党又将何去何从？

答：我认为蔡英文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但她台湾主体意识是没有错的。不过，她也不像李登辉，会提一些大的理论和口号。我觉得她会尽力维持现状，然后做内部的动员与调整，就是维持一些法统上的外衣、维持中华民国的形式。

现在已经有一个个案，就是两岸的监督条例，现在正在审，可以看到民进党的策略是，倾向于维持大陆跟台湾的既有关系框架，往中间靠，他不希望去挑衅，或者不希望去刺激中共。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对外不会很激进，但是会尽量在内部，使台湾逐渐“本土化”。这个倒不只是她个人的信念，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

因为，外省的第三代出现第四代出现了“移民的土著化”现象，在第三代、第四代中已经慢慢稳定族群的边际，不会再有曾经的本地人与外省人的冲突。很多外省人的后代，自然而然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另一个原因是，“中华民国”流落到台湾来，不管“中华民国”对外如何宣称代表全中国，但是实质上，中华民国的领土只剩下“台、澎、金、马”了，这个现状在台湾已经七十年了。这个政权本来被很多人认为是外来的，所以大家不喜欢这个政权。因为权力都被垄断，你也没有办法参与了。可是过去二十年的民主化，把这个国家变成了成台湾社会，使台湾对它有了归属感。所以，在台湾的社会，你会发现两个趋势，社会跟国家的两个面向去看。一个是社会，各个不同时代来的那个移民的群体，通过通婚等漫长的社会整合，在自然的社会过程中逐渐融合起来。另外一个因素是国家政府的层次，中华民国这个外来政权，逐渐跟这个社会产生关联。后来在民主化过程当中，确切的建立一个稳定的连接，这是一个事实。国民党不会处理这种关系，自然而然地失去了社会的支持。

国民党现在的一些新生力量，提出来的改革方向是，希望国民党变成一个本土的左翼政党。但是，这个想法在国民党的上层很难渗透。

问：您怎么看国民党选前内部的“换柱”，国民党是如何在台湾逐渐失去年轻人的?

答：国民党“换柱”闹剧的出现，足以表明国民党内部结构已经扭曲到什么地步。国民党在台湾可以称霸那么久，不是真的靠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它靠的是一个非常扎实的利益交换，他让台湾人尝到了甜头。第一，地方与中央政权交换，让你能够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另一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分红，国民党基本上还是比较要以台湾为主体的发展。所以台湾在国民党时代开始，事实上是越来越本土化了。马英九能执政，并不是因为台湾支持统一，第一是陈水扁失败了，第二是台湾人对当时中国因素了解不够。当时台湾人还是期待中国市场的繁荣能够带动台湾经济再次腾飞――台湾人有一种政经分离的倾向，政治跟经济分离，政治归政治，赚钱归赚钱。台湾是一个海岛要靠经济，所以你不可能锁国。所以大部分民众的想法是，“我对中国没有恶意，但我希望去能够加入中国市场，去赚钱”。这个是合理的一般人的想法，国民党是利用这个心态。

国民党过去在经济发展上面有一定的绩效，所以台湾民众愿意给他们机会。就是国民党能够比较稳定地发展经济。而90年代当局的努力，则是解决内部的族群矛盾。把台湾岛内最大的矛盾解决后，国民党不再是外来政权了。后来的陈水扁只是一个守成者――他在2004年只拿到三分之一的票。后来陈水扁因为贪渎案件入狱，使马英九政府重新崛起。大家对马英九的期待是，希望能够利用“中国崛起”的机会，让台湾经济也起来。

马英九政府之所以导致“太阳花学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把台湾跟中国经济挂钩的方式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附庸化，一个是利益被中介掮客占据了，那些掮客全部都是大资本家。整个台湾社会被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牵涉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民党认为全世界都在全球化，何必要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切割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新自由主义”最坏的一面，就是所得分配不均。这样的后果，就是两岸的不断疏远。

问：有人批评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民粹化和社会共识的分裂，您怎么看？

这种讲法的出发点是”法实证主义”。“法实证主义”讲的是，只要是法律，不管它是谁定的，不管怎么定出来，公民就必须遵守，也就是 “恶法亦法”。另外一种是“恶法非法”，那是自然法的观点。自然法认为，有一种超越实证法以上的某种普遍的正义观念，你定的法要是违背了那个原则的话，你有权利去反叛它，或者去抵抗它，所以就属于“公民不服从”的概念。美国的梭罗与印度甘地，秉承的就是这一类想法。

对这些学生来说，“太阳花”谈不上革命，应该比较算是一个公民不服从。也就是说，他觉得你的整个行为是违背法律的：虽然立法院有权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服贸协定的合法性本身还是有问题。第二个，就算形式上勉强合法，但是他们认为缺乏正当性，决定服贸协定的这整个宪政程序，排除了很多人的参与，马政府把它变成一个私相授受的性质，立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缺乏充分的讨论。所以青年学生认为，就算你符合形式的合法性，但是缺乏正当性，那我要去反对他。

“公民不服从”这个概念有一个很重要前提是，当我故意去以身试法的时候，我知道我会被处罚。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法律的后果。所以“太阳花”里面很多学生后来被起诉，让法律去审定他们有没有罪，如果是真的有罪，那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所以，台湾太阳花运动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而所谓的“占领立法院”也是利用王金平和马英九政争的产物。

当然，要不是有过去六七年来整个台湾从“洪仲丘案”以来的社会运动的酝酿，太阳花运动是不会有这样的声势的。从“野草莓运动”以来，年轻世代大量的进入到台湾的公民社会，所以民进党以及各个大大小小政党都有新生代，然后再加上各种社会运动，你可以看到整个年轻时代起来，不是突然出来的。他们针对的是，马英九对中国大陆的政策，以及他的“过度开发主义”。马英九的经济发展的思维是国民党在1960年代的旧的思维。他以为只要到处大开发，获得经济利益，就会得到民众的支持。但是 ，台湾这个社会已经走进“后开发社会”的阶段，也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生活品质，而不是一味追求GDP增长。所以两者合在一起，事实上相当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强烈的反弹。而社会的反弹力量，不是突然出来的，一个是新生代进来，另外就是公民社会的网络组织，这在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当中，已经培养了二三十年了。台湾的环保运动、女权运动、人权运动，都是在1980年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运动一起出现的。

所以，民主化有个好处，一个是在政治上，让大家可以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可以参与体制，表达意见，公民就会加强对这个体制的认同。另一个是，因为大家习惯表达，所以这个社会会产生一种自主性，不太容易让公权力对民间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台湾政府的力量在变弱，或者它正在被社会驯服，形成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每一个社会运动爆发的背后，都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和联系。

“台湾意识”的萌芽与民主化转轨

问：您参与过台湾80年代的民主运动，您认为台湾的民主运动与当时亚洲的民主运动，比如韩国，有什么样的不同？

答：台湾、南韩都是美国冷战的第一线，都是美国扶持下的军事威权政权，但是两边民主化的过程不是很相似，韩国对社会的控制没有国民党那么强，国民党的控制是非常有力量的。南韩事实上的军事政权因各种原因经常发生政变，统治的基础并不稳固，他们不像国民党是个连续的政权，所以他们高层之间、精英之间的更迭跟变换，斗争很强。国民党到台湾来，设计了一套很特别的方式来控制台湾。

第一，跟所有的外来政权一样，首先必须清洗本地，让一些反对者入狱。除了此之外，国民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体制――台湾学者叫吴乃德将其概括为所谓的“威权侍从体系”，就是说国民党和台湾本地的精英维持着不对等的关系。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它在本地没有社会基础，那总不能永远用暴力镇压，，只能寻找本地的协助者，所以它就设计了一套方式，就是和本地人做交换，我容许你跟我分享一部分的政治权力，但是你必须效忠。所以最后国民党设计了一个两级制，中央是国民党控制，地方――省跟县，这些由外省人来把持，然后省以下属于各县市的国民党政权，就让本地的政客来充分参与，以这种交换体系把很多台湾的领袖、本地的政治精英纳入国民党的体制里，所以它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结构。

“美丽岛事件”

从1950开始做第一次的地方选举――省议员选举，他就是因为“二二八”跟“清共”以后，国民党已经把一整个世代的不服从的精英差不多都清理光了以后，他要创造他自己的、效忠于国民党的本地精英。它用的方式就是开放选举，省议会、县市议会由民间直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