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潘：历史“驯化君主”，政府还权于民――金正日与哈维尔

2011年将过去，一年间有多个国家的现任或曾经的政治领袖离开了人世，或惨不忍睹如卡扎菲，或平静安详如哈维尔，或举世震动如金正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提升，政治领袖个人是非功过的历史评价，不再以权力大小、开疆拓土、战争胜负等作为标准，而更多的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改善了本国及其人民的生存境况，是否提升了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是否有益于本国乃至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等等。如今撒手人寰的这些领袖，又给了我们一次反思政治真谛的机遇。

从传统、魅力权威走向法理型权威

意大利佛罗伦萨人马基雅维里，凭借《君王论》一举成名，但同时又因此书而毁誉参半。这本写于1513年的著作，成为历代君主和统治者的案头书，也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从拿破仑到克伦威尔，从希特勒到墨索里尼，都深受《君王论》影响，甚至把它奉为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该书论述了君主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唯一的专业。在关于君王的行为方面，《君王论》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要效法狐狸与狮子，有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勇猛―――“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王论》俨然成为了一本“暴君的葵花宝典”，它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作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作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这种论断，对于熟悉权术的中国人与历代的中国君王来说，并不是多么匪夷所思的哲学。

但从启蒙运动开始，一群伟大的思想家展开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束缚的斗争，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由此，人类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著名古典社会学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纯粹的、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的合法性统治类型：传统型统治、“卡利斯玛”（C harism a）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相应地，这三个类型的统治者的统治力，可以分为传统型权威、卡利斯玛权威（又称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第一种类型中，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魅力型权威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而法理型权威，是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

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传统和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权威的大幅度衰落，法理型权威成为主要的合法性来源 。 当然，时过境迁，韦伯的分类已经无法 再严格的独立归类 了，三种统治权威很难完全相互独立起来 ，而且出奇一致地， 各国领导人 都会 十分注重魅力权威的培养与塑造。比如，按照以上类型衡量的话，很显然， 卡扎菲和 金正日的权威无疑是传统型权威、卡利斯玛权威的结合体，而哈维尔则是法理型权威 （为主） 和卡利斯玛权威 （自生性的而非人造的） 结合体。

权力祛魅下政治领袖不再神秘莫测

尽管魅力成为现代领导人权威的普遍组成部分，但其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有些领袖在传统型权威的基础上，再依靠一系列用谎言堆砌的造神运动，进行自我美化、神化以及神秘化，宣扬诸如领袖无所不能、能力超凡等等人造神话。与此同时进行构筑一堵围墙，进行封闭式的愚民教育与洗脑作业，大搞个人崇拜，甚至不惜搬出“出生时天有异象”等一整套传统型的权威来源（如君权神授）的说辞，暗示领袖犹如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或唯一的继任者，是人民的保护神，民众只能拥护、爱戴、歌颂，不容质疑更不能批评，领袖拥有无限的权力。

法理型权威则是建筑在法制与宪政之上，依靠争取民心、自己的过往功绩而非造神运动而来。同时，伴随在这个过程的是政治祛魅与权力祛魅（启蒙的一部分），政治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一部分，而不是少数人的游戏，权力者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于是，为了讨好民众，领袖们必须做到最大可能的公开，不可能再保留任何的神秘色彩，乃至个人的私密也被发达的传媒无孔不入地公开，被放置在闪光灯之前与社会舞台中心，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绝不再是神或完人。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才可以原谅克林顿的出轨，把小布什当做开心果，法国人会把萨科齐当做娱乐明星，领袖的生活作风、蠢话、弱点等，在一部分人看来无关大局。更一步，人们会看到一些的“咄咄怪事”：领袖与政要是可以充分地批评指责以及嘲讽讥笑的，却绝不能开弱势群体、种族肤色、女性等方面的玩笑，这与雅量无关，与权力祛魅有关，与政治文明程度有关。

还有一个区别是，法理型统治下选举出来的领袖，都是有明确的任期制，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伟大举措，它是人类政治发展历程中一个避免权力过度的最为有效的宪政手段之一。任期制的好处不言而喻，除了限制权力的独裁，还让政治动荡有效地得以控制，因为任何一个领袖在任上突然离世，都会有一套明确的写入法律的接班序列，不存在权力争斗与政局动荡。

在这些因素的保障下，一个国家领袖的逝世，就不会秘而不发，因为一个人的离去，对于整个政权与国家的运行，已经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了。这也正是哈维尔离去显得波澜不惊的原因，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可笑状态难觅踪迹，人们只会平静地出于对其个人魅力的欣赏与历史功绩的纪念而衷心哀悼。这表面上略显得有些“轻于鸿毛”的死亡，却因为亡者生前所作所为重于泰山，让一个国家避免了有可能的灾难，不存在任何的权力交接、政权稳定等风险问题。平静之下，体现出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与良性，以及公民心智的开化与成熟。而秘而不发则相反，它本身就是基于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震荡甚至动荡所作的缓冲期。尽管如此，在真相公开之后，依然会人心惶惶，比如政权延续、区域稳定等充满变数。这样的国家，就是一只可怕的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不仅危害本国人民，更威胁周边的整个区域安定。

政治祛魅把政府与国家还给人民

漫长的人类政治历史，以数不清的血的代价，才逐步完成了“驯化君主”的使命，正如曼斯菲尔德在《驯化君主》中所言的，推动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家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就致力于“驯化”马基雅维里的嗜血“君主”，将其反共和的能量加以稀释，纳入一种独特而灵活的宪政框架，政治领袖的执行权开始“宪政化”、“中庸化”和“共和化”，没人可以超脱于宪政之上。而如果哪一个领袖能够超越权力的羁绊，将国家由蒙昧状态带入到政治文明状态，那么就必然能够收获无上的魅力型权威。于是，在捷克建立起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推动了捷克从专制到民主的巨大转折，并且不贪图权力自我削权、让总统只拥有象征性权力的哈维尔，其种种作为让他充满人格魅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成为一个国家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名副其实的伟人。

从“君权神授”到“天赋人权”、“权为民所赋”，从领袖名字前自我标榜或默认的长长形容词与称谓到简单的身份陈述，人类完成了政治启蒙与权力启蒙，人民不再把权利拱手相让，已经从臣民变成了公民；每一个政治领袖也有机会完成自我救赎，不用再动辄被钉上历史的十字架之上，政治不再血腥。由此，国家的命运也告别了一家一姓把玩，而回归于这个国度的每一个人公民掌握。正如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哈维尔在1990年新年致辞中最后的那句呼喊：“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