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体制改革应拒绝“泛化思维”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绑架改革，是“转型陷阱”的主要症状。

这个报告客观描述了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特征，这其实也是很多人的共识，但是很多概念仍要厘清。“既得利益集团”究竟如何理解和界定这个语辞？党和政府在工作文件中也强调“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民间更是经常将“既得利益集团”挂在嘴边，这不免让人纳闷，“既得利益集团”似乎每个人都觉得不属其中，它如同鬼魂般生长出来，无法对号入座。

报告将“转型陷阱”跟“中等收入陷阱”做了区别，这种区别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将含义做“窄”。其实“中等收入陷阱”完全包含所谓“转型陷阱”的所有内容。“中等收入陷阱”不是一个“人均3000美金”的经济学阶段，更重要的是，它是具有社会学属性，即经济发展是有社会维度的，社会承受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只不过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一点。举个简单例子，在房价疯狂的时候，人们论证房价不倒，他们会说“货币疯狂增加，房价怎么会跌？”这是错误的，因为这会带来高通胀，即使政府顽固地不理会高通胀，也一定会有愤怒带来的社会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不动产是最脆弱的。所以，社会承受往往是经济政策最需要考虑的底线。

改革开放发轫于计划经济，官员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很大，但是没有市场，权力的价值很低。改革开放增加了产权保护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确削弱了官员的部分权力，但由于社会没有形成权力制衡和透明化改革，保留在官员手上的权力的价值程度是火箭般上升，“官员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损者”的说法并不成立，因为权力占据了市场利益的制高点，它不仅自我补偿而且极大地增值了。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具有某种弱开放性的，它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我们可以从公务员考试大军中理解这种弱开放性。所以，韩寒近日谈到“人们批判权力，因为他没有加入其中”是有一些道理的。这种弱开放性往往构成了一种某种维持力量：人们会不满地谈论，但又害怕变革，觉得这将失去更多。所以，真正的改革，就不能泛化而是具体的，既得利益集团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它可以定义为“阻碍透明化和自由度”的力量。

最关键的问题是，在这张网中，新的改革动力或者主力军在哪里？就像既得利益集团不是铁板一块，那么改革力量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不同时空下不同力量的不同面目。危机来临，必须要以变革应对。只有在这个时期，改革的力量和面目才会真正清晰起来，不需要专家气象员也能知道风朝哪个方向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