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社论：给多一些空间，民间会让社会精彩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日前在北京调研时表示，民政部将借鉴和推广北京经验，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登记的范围，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三类社会组织今后将有望直接登记。对于饱受各界诟病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问题，民政部业已向中央专门提出建议，且建议已被采纳。

去年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曾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民政工作要注重借助社会力量，并直指有些机关和干部不肯放权、放手于社会力量，结果是什么都做不了、做不好。彼时南都亦曾刊发社论，呼吁政府转变职能，释放民间社会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直观看来，此次吸引眼球的可能只是不再“挂靠”这么一个细节变更，但不能低估其所指向的体制突围努力――― 或许只需要一层纸的关键掘进，就可能会给予社会组织别样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给予民间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制度空间，在更多的社会领域让权利入主而让权力退后，将会使社会变得异常精彩。

按照既定的新型体制目标，民政部目前已完成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办法》3个法规的修订起草，有待国务院法制办进行论证并广泛征求意见。众所周知，根据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任何一个民间组织注册必须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作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一被称做“挂靠”的前置条件一直是不少社会组织的最大“心病”。但无法成功注册并不代表不存在，有数据显示，近80%的民间组织无法在民政部门得到登记，长期处于“编外”生存的尴尬状态，而因为找不到主管单位，也加剧了这些组织生存的艰难。不利于社会建设的制度羁绊必须被改变，这正在成为庙堂与江湖之间难能可贵的基础共识。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艰难的门槛困境，深圳在几年前的破冰尝试被各界寄予很多期待。2008年起，深圳开始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2010年3月，深圳将80%的政府事务性管理和服务职能转交给了社会组织；还拿出3500万元的彩票公益金，建立起政府公共服务的竞标机制，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也必须看到，包括备受关注的“壹基金”落户，以及媒体的其他个案追访都表明，取消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挂靠”要求，只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基础一步，从“为社会松绑”到“为民间护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取消“挂靠”限制，无论是从技术层面考虑，还是程序角度分析，都可能有不少细节需要在下一步的法案研讨过程中予以重视，而此前北京尝试以及深圳几年来的实践均是可贵的经验积累。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京调研时亦表示，下一步将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以现实情况分析，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以往与行政机关有“挂靠”关系或者其他渊源的社会组织，极有可能成为购买公共服务的惯性选择，这可能无益于一个健康、公平的公共服务市场的建立，而需要通过包括公共服务的竞标机制在内的诸多程序辅佑。

有必要提醒注意的还有，条款文本层面的“为社会松绑”随时有出现变异的可能。社会组织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该登记类型倾向于注册登记范畴，而非简单备案，是否会如之前其他案例中曾经出现的那种人为设置屏障，导致无理由却“不予登记”的情况出现，需要尤其警惕。民政部长直指有些机关和干部“不肯放权、放手”，这种现象可能并不会因为取消“挂靠”而轻易就彻底遁形，需要有确实有效、足够细节的程序保障才能消弭隐性“玻璃门”现象的滋生土壤，让登记注册的门槛真正降下来。

即将有望取消的“挂靠”旧规，对于民间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言，确实是一个利好的信息，而其对于整个传统体制的转型意义也尤其值得期待。社会重建的目标应牢固锁定于“小政府，大社会”，把该管的管好，在不必管的领域则不妨大方退后，以社会建设的碎步前行，为和平转型纾解压力，也为全面改革积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