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皖宁 苗伟山：底层中国：不平等、媒体和文化政治

编者按

2015年9月25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孙皖宁教授受邀赴清华大学举办学术讲座，事后接受了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苗伟山的专访。孙皖宁教授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不平等，尤其致力于研究中国底层群体的媒体文化实践，本文集中就她在这个领域十多年的学术和田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文章在录音初稿的基础上，经过双方在相关问题上多次深入沟通、补充和完善，最终由孙皖宁教授确认、定稿。

一、 底层的文化实践

苗伟山：请您介绍下自己的研究，包括研究对象、路径、方法和主要发现。

孙皖宁：二十几年前，我在《中国日报》有一段很短暂的工作经历，那时我就非常喜欢和人打交道，我喜欢人的故事、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主体性的改变。后来，我前往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媒体和传播方面的课程，但我的兴趣还是以媒体为切入点，去研究人自身的生活实践。

从研究路径上，我的研究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我沿袭了人类学对于人的关注，重视田野和实证，特别侧重文化实践和社会行为。我也从社会学中汲取养分，倾向于研究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日常生活。同时我的研究中还有一部分受到文化研究的启发，借鉴了文本、话语、意识形态等分析。

这些学术观点体现在两本书中，一本是2009年出版的《中国保姆：媒体、道德和界线的文化政治》（以下简称《中国保姆》）①，另一本是2014年出版的《底层中国：农民工、媒体和文化实践》（以下简称《底层中国》）②。十多年前，我拿到澳大利亚的一个科研项目，主要研究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的过程，特别是打工妹如何变成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保姆。为了做这个项目，我前后三年住在北京的几个小区做田野，和保姆聊天，和雇主沟通，不断去观察和了解他们之间的故事，在这种民族志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保姆》这本书。

农民工在中国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我觉得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只考虑工资待遇等方面。它也不完全是一个简单地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社会学问题，可以用社会阶层和结构等理论一言概之。我更加关注的是在象征和文化领域，保姆如何被城市中产阶级想象、建构和呈现出来。举个例子，电视剧如何展示雇主和保姆之间的关系，不能局限在媒体文本本身。从文本生产看，电视剧的编导、资金来源和制作过程都要纳入其中；从文本消费的角度看，哪些人在看电视剧，大家如何评论；从互动的角度看，观看电视剧的中产阶级家里是否有保姆，他们在观看的时候如果家中的保姆恰巧在，他们会不会或有没有机会插嘴、发言，等等。因此，将研究放在日常生活的文化领域，以保姆形象的想象和建构来理解权力之间的关系和博弈，这是我想做的。更深入地讲，这种想象和建构彰显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我们可以追问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怎样在文化领域得到体现，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又是如何在文化博弈中再现自己的主体性。保姆在实现自己主体性方面的空间相对较小，但并不是说没有，她有自己的想法，有抗争的空间，也有独特的策略和技巧，这是《中国保姆》这本书探讨的内容。

苗伟山：《底层中国》这本书呢？两本书在实践和理论上有何过渡和衔接？

孙皖宁：从个人研究兴趣而言，在保姆的研究中，我发现自己对社会大众的文化实践和抗争有很强的兴趣，希望继续做下去。保姆和家政公司仅仅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群体，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工厂的工人是什么样，建筑工地的工人又是什么样呢？所以这自然带出了研究的现实背景：不同的地域、工种、年龄、教育背景等因素对农民工影响也很大。比如说，工厂里“80后”、“90后”的新生打工代，他们更加向往城市生活，对于家乡的情感和依恋没有那么大，但是建筑工地上的，特别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们仅仅把城市当作打工赚钱的地方，在他们心里家乡才是最终的归宿。我在理论上有个想法，想去了解这些农民工通过什么样的媒体和文化实践来参与底层的抗争，比如说，这些抗争在哪些层面有效果，在哪些层面是失效的？或者说在哪些层面他们根本就没有抗争的意识和行动，这又是为什么？《底层中国》这本书就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苗伟山：这本书在理论上受到了底层研究的启发？

孙皖宁：“Subaltern”这个词，有人翻译成“贱民”，我非常不认同，我认为翻译成“底层”更加恰当。这个词是后殖民主义批判的视角，起源于南亚，后被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研究所援用。对我来说，创新之处在于，将这些国家产生的底层研究拿到21世纪的中国，会出现新的、有意思的情况。这样，一方面可以补充、更新底层研究的视角，给予理论更大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中国的案例去修正、调整这个视角，特别是那些特殊的中国情况。因此，我是带着这样的理论视角和目的进入田野。

苗伟山：底层研究具体是如何有机地被纳入您的研究？或者说，您是如何具体论证和阐述的？

孙皖宁：在底层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底层人能说话吗？20世纪80年代斯皮瓦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她是在研究历史叙述如何在帝国主义利益的操作下使底层妇女获得虚构的主体性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带给我的思考大致有两方面：第一，底层是否有机制化、合法性的发声空间；第二，即使底层可以说话，上层能够听到或愿意去听吗？当然，这里的上层并不是那个时代背景中的殖民主，而是今天的国家政府、社会精英与城市中产。所以从这个层面看，研究农民工是绕不开主流媒体和文化，包括政府，对于农民工的承认、想象和建构的。

因此，《底层中国》这本书包括主流媒体的建构，也有商业性媒体的再现，还有农民工的自我呈现。具体来说，这本书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以主流新闻和都市电影为切入点，关注媒体和政府如何在逻辑互动中生产对于农民工或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以及农民工在这种霸权话语中如何认识自我，我发现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将自己嵌入到主流文化空间中。第二部分从纪录片和摄影的角度探讨了底层的政治过程，这既可以看作是官方主流媒体之外的日常媒体实践，也可以理解成农民工在被动消费主流文化外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新媒体参与认同政治的过程，以及社会不平等和公民身份的抗争。第三部分谈到了打工诗歌、打工文学和性别道德经济等话题。打工诗歌无疑代表了一种在文化领域的政治干涉，但我的研究发现这个领域充满了大量的文化政治掮客和文化资本的渗透，而且有些打工诗人也希望得到主流的认可，这很大程度地削弱了其动员底层主体性的能力。同时，不同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需要我们更加细致的分析。我所写的第一篇关于打工诗歌的论文③2010年登载在国外的学术杂志上 。我相信我是最早用英文发表相关研究的学者，现在关注打工诗歌的人越来越多， 我感到很欣慰。

苗伟山：丽莎拉弗尔（Lisa Rofel）对您的这本书做了一个评价，认为您的研究是对几种流行观念的回应：农民工对文化没有兴趣，他们只关注赚钱和生存；农民工领域只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主题值得研究；新媒体转移了农民工参加集体性活动的注意力，等等。④总的看来，不管研究对象是保姆还是农民工，贯穿您这两本书的主题都是“不平等”，特别是文化领域的不平等。

孙皖宁：是的。在我的研究中，贯穿始终的观点就是研究不平等，不能仅仅从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看，还需要从文化上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需要意识形态的话语来支撑、维持，赋予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如果没有文化的话语、叙事和想象去支撑，经济上的不平等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反过来说，只要有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必定会产生文化和话语上的不平等。所以，底层人不仅没有钱，没有房子，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和平台。

苗伟山：卡拉利斯（Cara Wallis）在评价您的《中国保姆》以及相关书目后总结说，阶级（class）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化中必不可少的。⑤阶级视角在中国的学术界也体现了从式微到回归的趋势，有学者认为，随着大量劳工问题的浮现，阶级视角再次体现出强烈的底层关怀和解释力。⑥在这个大的路径背景下，您做的是阶级、文化和媒体的关系，这个领域其实可以追溯到威廉姆斯和EP搠森等启发性的研究，您觉得自己的研究与前人比较有哪些继承和创新，特别是发现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孙皖宁：威廉姆斯和汤普森是我的学术偶像。两位学术前辈的研究不仅以其对工人阶级的同情和理解打动了我，更重要的是，他们指出了一条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阶级和不平等的学术之道。他们两位都强调了识字率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中的重要性，也都考虑到了在工人身份的社会化过程中，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扮演了同等重要的角色，后者包括了各种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例如参加教堂活动、酒馆中的娱乐等。

我认为汤普森的最重要的观点是提出“阶级意识就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尽管汤普森认为不断提高的识字率在意识觉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也强调文盲并没有将工人排斥在政治话语之外，例如大家聚集的理发店、酒馆等公共场所，报纸可以被大声念出来。同样，威廉姆斯摒弃了高雅／通俗文化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化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实践。作为一位对媒体形式（例如电视）的社会历史和媒介技术的社会化使用感兴趣的历史学家，威廉姆斯分析了技术、阶级形成和社会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19世纪大众媒体的涌现、周末报、报纸中的连载小说、杂志等历史性的分析，威廉姆斯认为普通公众中提升的识字率，工人阶级报纸的出现，以及周末报在公共场合被共同地、大声地读出来等，都有助于公共领域中政治兴趣的提高。

21世纪的中国，与威廉姆斯和汤普森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差别很大，但我把《中国保姆》和《底层中国》看作与两位大师的跨时空对话。受到他们的启发，我在研究保姆和农民工时，特别关注他们用什么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来体现他们的经历：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媒介素养在主流媒体的话语和文化表达之中发言，去积极再造嵌入在主流和边缘叙事中的意义？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素养不仅仅是消费，同时还能生产媒体内容？作为霸权媒体、文化表述以及商业媒体的被动受众，这些身份是排斥了他们的某些社交能力，抑或允许他们挑战意识形态共识，还是创造了一种提升集体身份认同的潜在条件？我在《底层中国》中提出了“数码政治素养”（digital-political literacy）的概念，用于描述技术素养和政治意识之间相互建构并影响的关系，这有助于避免技术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过度简单化。我的澳大利亚的同事，一位马克思媒体研究者，曾经对我说：“我认为你的这本书应该叫作《雷蒙威廉姆斯和EP搠森在中国》。”我认为这是对自己作品的最高评价。

苗伟山：您的书中讲到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保姆更多地被表示成为市场中交易的服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被去政治化，遮蔽了其结构性的原因？另外，书中用“关爱新闻”总结新闻报道中的保姆故事，您认为媒体采取这种道德话语，而非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伸张权力，是因为道德层面的报道是让国家和市场都感到满意的安全策略。如何理解媒体、市场和国家的这种合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术界单方面地呼吁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是社会的良心”是不是有些过于单纯和一厢情愿？

孙皖宁：在《中国保姆》和《底层中国》两本书中，我都指出了这种同情的政治策略，以及“和谐社会”这种话语的局限性。不论是城市中的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