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社会力量对比结构对社会矛盾的影响

内容提要：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力量对比结构对社会矛盾的加重与否有着影响。从抗争方看，抗争方对社会影响的权重如何、抗争力量内部整合性如何以及经济形势变化与否对社会矛盾都有重要影响。从统治方看，统治方公信力如何、统治方控盘力量如何以及统治方自身整合性如何对社会矛盾也有明显影响。从中间方看，其具体态度及行为取向对社会矛盾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另外，社会矛盾相关方力量的具体对比状况以及其他方面的相关因素，对于社会矛盾的具体状况同样有着重要影响。

关键词：社会矛盾/抗争方/统治方/中间方/对比结构

社会矛盾加重与否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除了物质利益因素和非物质利益因素分别是最为重要和十分重要的因素之外，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力量对比结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这一点，有时容易被人们忽视。

尽管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力量对比结构同物质利益因素及非物质利益因素有着必不可少的相关性，但毕竟不是一回事。社会矛盾相关方的力量对比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其具体情形对社会矛盾的加重与否有着重要影响。当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达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矛盾相关方之间的力量对比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某种加速度亦即“突变”的情形，与之相应，社会矛盾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开始加重甚至是急剧加重。

在分析社会矛盾相关方力量对比结构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影响时，抗争方、统治方(常常是统治集团)以及“中间方”各自的具体情状如何是需要重点予以考虑的事情。①此外，这三方相互间的具体对比情状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事情。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研究矛盾时，“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②

一、抗争方具体情形对社会矛盾的影响

从社会矛盾相关方当中的抗争方亦即“被统治方”来看，至少有三个问题会对社会矛盾的加重与否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抗争方对社会影响的权重如何。

抗争方的抗争举动无疑形成影响社会矛盾冲突的某种“势”。问题在于，这种影响的“势”到底会有多大。这就涉及抗争方在社会各个群体当中的权重。在种种社会力量中，各自的“权重”不尽相同，因而各自的社会影响力差别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所说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就是从社会力量的“权重”角度来分析社会矛盾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③如果利益受损的一方人数很多，那么，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影响面肯定比较大，由此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冲突的“势”也就相对较大。在19世纪西欧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利益受损的一方是工人群体，而工人群体是当时社会成员数量最大的群体，因而在当时劳资矛盾也就必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于当时的西欧社会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而在有的条件下，有的社会群体尽管遭受了诸多的不公正对待，但由于其人数相对过少，权重相对过小，所以该社会群体无法形成对整个社会的重大影响力。这里所说抗争方的影响权重，首先表现为抗争方的卷入人数的多少。在一个社会中，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意味着利益受损的群体往往不止一个，而是多个。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往往会以某个群体为主，而逐渐形成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抗争方阵营。其次，表现为抗争方利益诉求强度的大小。如果抗争方的利益诉求是事关民众十分迫切的基本生存问题，那么，抗争方为了自己基本生存问题而进行的抗争力度无疑是比较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④而且，由于在不少情形下，陷入财政困境的统治集团往往是入不敷出，必须加大横征暴敛的力度方能满足政权正常运行的需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势必会更加重社会成员的负担，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问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加大抗争方的抗争力度。

第二，抗争力量内部整合性如何。

这种整合性至少表现在，一是有无明确的行动目标以及长远的行动纲领，二是有无有效的组织系统。明确的目标、长远的行动纲领和有效的组织系统直接关系到抗争方的抗争活动能走多远。如果没有明确的行动目标以及长远的行动纲领，社会矛盾冲突或许有时较为激烈，但相对来说容易同对方妥协。如果没有系统有效的组织系统，抗争方难以有效地整合协调好自身的力量，其抗争的力度、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均会因此而降低或减弱。中国历史上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暴动既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又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李自成针对当时的土地高度集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以及明王朝极为繁重的赋税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均田”“免粮”的目标，制定了推翻明王朝并建立一个取而代之的“大顺”政权的行动纲领，同时李自成还建立起比较完整有效的组织系统。凡此种种，是李自成最终推翻明王朝的必要之举。相比之下，同样发生在明末的王嘉胤农民暴动，只是为生计所迫，以抢粮为目的，既没有明确的行动目标和长远行动纲领，也没有系统的组织系统，所以，很快这支抗争力量就归于销声匿迹。

第三，经济形势变化与否。

就一般情形而言，人们总是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而且是眼下的现实物质利益来考虑问题。人们不是为了抗争而抗争，而是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基本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而抗争。而经济形势同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影响着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当经济形势出现滑坡或恶化的情形，如失业率迅速攀升、价格飞涨等情形，类似的情形很容易引发和加重社会矛盾。但是，当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矛盾则容易出现减弱的情形。而且，在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形下，即便是已经出现的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冲突，也容易出现减弱的态势。比如，法国的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社会矛盾冲突开始趋缓。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的就业机会。……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⑤

二、统治方具体情形对社会矛盾的影响

从社会矛盾相关方中的统治方(统治集团)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会对社会矛盾的具体状况产生重要影响：

第一，统治方的公信力如何。

统治方如果能够明白民众是自己赖以统治的基础的道理，体恤民力，主动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轻徭薄赋，并能够做到清廉，将腐败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那么，它就能够具有起码的公信力和存在的合法性。相反，统治方如果对民众一味进行大面积、持续甚至是加速度的横征暴敛，使原本负担就比较重的民众更加不堪重负，甚至恶化民众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那么，统治方由此便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其基本的公信力和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依据，丧失社会共同体利益维护者的角色。再者，在传统社会中，统治方的腐败现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不但会加重民众的生活成本，而且会使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以及公信力更加被削弱。中国封建社会许多朝代在其改朝换代的前夕，往往会出现大量骄奢淫逸、贿赂公行及卖官鬻爵等现象。凡此种种，必然会削弱统治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及公信力，进而逐渐丧失执政基础。就此而言，中国清末最后10年实施的“新政”就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1901年，在八国联军的重创下，在国内社会危机的巨大压力下，清王朝开始下诏变法，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新政。从内容上看，这一系列新政举措十分全面，从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及军事体制的改革，到实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几乎全面包括。而且，从变法深度上看，已经超过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但是，腐败至极的清王朝已经没有了起码的公信力，相应地，由其推出的新政也就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难以实施。正如有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新政终因执行无人而使朝廷之信用渐坠，国民失望愈深。自救的新政不仅无法保持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和集体价值，反而使社会益形棼乱，成了王朝的催命符。”⑥

第二，统治方的控盘力量如何。

统治方如果能够量入为出地用好财政支出，有效地整肃官员队伍，选贤与能，有效防止地方势力做大，并慎启对外战争，就能够维持着一种较为有效的控盘能力。中国的唐朝初期，统治方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而能够保持着一种有效的控盘能力。问题在于，统治方经常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在不少情况下，统治方对于整个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处在一种下降趋势。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就是财政的亏空，国家的收入开始出现严重的入不敷出现象，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且，在不少情况下，特别是在传统社会(农业社会)中，由于缺乏制度的保证，皇族以及大官僚的利益容易迅速扩张，官僚机构容易逐渐膨胀，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一些统治者轻易开启对外战争，穷兵黩武，更是劳民伤财，耗费巨大，甚至会透支巨额的财政支出。财政的亏空，对于统治方的控盘力量而言，有着釜底抽薪的危险。没有了必要的财政基础，统治方想要有效保持官僚队伍的忠诚度、维系政权的常态运行以及维持强大的军力等等，皆成为不可能之事，进而难以有效应对抗争方的抗争行动。类似的情形，无论是在世界史上还是中国史上，均屡见不鲜。法国大革命前夕，王朝已是国库透支，债台高筑。“在路易十五朝的末年，几已陷于破产之境。”“1789年时债务已达四十五亿锂。在路易十六统治的十五年之中，增加了三倍。”“当时收入预算不过是五亿锂有零。”⑦可以说，当时的王朝已丧失掉一个王朝赖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历史上的隋朝，隋炀帝对外连年征战，对内残暴异常，而且大兴土木，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其结果，不仅使皇朝的官僚群体人人自危，而且掏空了国库。这就为隋王朝的崩坍埋下了伏笔。

第三，统治方的自身整合性如何。

统治集团内部如能保持一种高度整合、团结的情形，不仅会使其自身具有有效的控盘能力，而且会使对立的一方亦即抗争方遇到强有力的阻遏。“所有持久存在的政权都是植根于精英行动者所结成的较为广泛的联合中，这一同盟关系则是通过相互承认和支持彼此利益而得以维系的。”⑧但是，在某个历史时期，出于形势的变化，出于对统治集团认同感的变化以及对自身切身利益和前程的考虑，统治集团常常会出现内部分裂的情形，即原属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成员如一些官员或贵族有可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会脱离原来的阵营，甚至会直接加入到对立方的阵营。从原来集团脱离出来的成员，其人数或许并不是很多，但这些人同“一般的”社会成员相比，往往有着一定的财富基础和人脉资源，有着公认的、比较大的社会及经济的影响力。所以，这些人的叛离，不但会削弱统治方本身的力量，而且还会壮大抗争方阵营的力量。正如科塞所说，“冲突导致的分裂的威胁的强度和对社会体系的公认基础的破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