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明：西方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立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

引 言

新时期中国小农何去何从，既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现实挑战，亦是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一 个“理论难题”。长期以来，统摄我们理解小农问题的两大理论范式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 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这二者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在小农问题上似乎达成一种“共识”， 即都强调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化的大生产将取代传统小农。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先进的机械大生产取 代传统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是社会进化之必然；后者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 取代“一小二私”的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在上世纪50 年代开启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基于后一种认识所 做出的选择。而1978 年之后施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又是对这种逻辑的扬弃。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逻辑不单在经济层面发挥关键作用，而且逐渐渗透到政治、文化以及人们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但中国农业的性质并没有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仍然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为主。首先，从人均土地占有量上讲，多年以来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围绕在1 亩左右。① 其次，从土 地制度角度讲，人民公社解体后，土地分配采取“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即 以农户为单位按人口数量均分土地，回归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形态，且这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会 稳定不变。②最后，从历史文化与生活实践角度讲，在中国历史上，沿河引水、开发灌溉等农业所要求的分 工协作的共同劳动形成了以群体为基因的社会，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积贮防灾”的积累方式。③ 基于此，有论者指出，中国农村未来很长时间都将存在严重的人地矛盾，以村社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将在中 国长期存在。④

由以上讨论不难看出，经典的小农理论预设至少在两个方面相悖于中国当下的现实：第一，中国传统 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并没有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而且这种小规模经营并非因劳动力匮乏所致，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或隐性失业状态。⑤中国曾实行的集体主义农业生产模式作为“社 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类型，其失败也并非偶然。即便是“一系列农业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中，占优势的仍 然是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不是工厂式的大农场……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大二公’的农业也未能显示 出对农民家庭经营的优越性”。⑥所以有必要重新思考和估量小农的历史角色，同时需要对经典小农理论 范式进行再认识。

第二，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进程与国家政权向基层的渗透并进。无论是被迫卷入还是主动参与， 生产、生活、消费的市场化已然构成今日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诚如徐勇指出，“当今的小农户已 不再是局限于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而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 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⑦而小农生产、生活受市 场化力量的约束则构成其所言的“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标识。与此同时，“国家”并没有伴随市场配置资源 的推进而式微，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在加强农村管理的名义下，各种权力大举下乡，造成与民争利的局 面，这是1990 年代农民负担过重并演化为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⑧以上所指出的具体实践与理论预期背离的现象，在改革的整体进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⑨本文试 图从问题出发，着力思考在“市场化冲击”与“国家政权扩张”的双重背景下，中国小农的行为选择以及面貌 特征与西方经典小农理论的预设到底有何不同？本文试图立足转型中国，以中国社会较之于西方理论的 悖论性事实为基点来检视西方经典小农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建构契合中国社会情境的理论概念和分 析工具。

一、形式主义传统――理性小农的建构

20 世纪70 年代美国在越南战场失利，遂引起美国学界对农民问题的重新关注，很多研究者将视野集 中于东南亚的“农民社会”。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通过对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考察写成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生存与反抗》一书。随后不久，针对斯科特的“道义经济” 概念，萨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在《理性小农：越南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一书中提出了“政治经济”概念，⑩并以“理性小农论”来批判斯科特针对“道义经济”体系中小农行动的分析。就“道义经济”与“理性 小农”之争的思想渊源而言，可以上溯至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当时一些学者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传统出 发，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合理化”与最高经济效益。他们把资本主义经济中自由竞争、自由分化规律支配下的“经济人”形象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传统农业体系以及宗法结构中的农民，此即形式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形式主义小农观强调小农是精于理性算计的行动者。 除波普金之外，形式主义小农观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与其他学者从文化形态、政治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理解传统农业不同，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是个经 济概念，不能根据其他非经济特征进行分析，而要从经济本身入手分析。他指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 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以称为传统农业”。 同时他又驳斥了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 率低下和存在隐性失业两种观点。借用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 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所做的详细调查资料，他指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的培植，效率低下的情况 是比较少见的。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均衡状态……传统农业意味着，对所有生产活动都 有长期形成的定规。”

舒尔茨将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视为“理性小农”，正如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里讲到的：“全世界 的农民在权衡成本、收益和风险时，心中都会有一本账。在闭塞的、孤立的、分散的范围以内，他们都是精 打细算的‘经济人’。尽管农民因接受的教育、健康和经验不同，观察、理解以及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也有 所不同，但他们具有关键的一种天赋，即企业家精神。”舒尔茨坚持“传统农业”是个经济概念，且必须要从 经济角度来分析。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立场使这一学派看到的小农是“便士资本家”，是与企业家别无二致 的利润追求者。

索尔・塔克斯（S. Tax）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这样描述他研究的贫穷农村社区：“这是一个微 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里没有机器，没有工厂，没有合作社和公司。每个人就是自己的企业并辛勤地为 自己干活。只有小额货币；存在着靠自己运送物品的贸易；自由企业家，没有人性的市场、竞争――这些都 存在于乡村经济中。”塔克斯认为贫苦的小农与精于计算的资本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资本多少的 差异。在波普金看来，小农农场最适合用资本主义“公司”来比拟和描述。而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应将 其比作一个在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在波普金的分析中，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 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行动者。

基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形式主义经济学思想统摄下的理性小农论看到的小农是“便士资本家”，是与 企业家别无二致的利润追求者，这为实体主义小农论的批判提供了口实。

二、实体主义传统：道义经济与生存理性

对于形式主义理论传统的批判可以追溯至20 世纪初。1910 年俄国学者恰亚诺夫提出建立“社会农 学”，以区别于从科学技术角度研究农业的传统农学。恰氏于20 世纪20 年代对革命前俄国农民社会的研 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俄国小农经济不能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来理解。与形式主义经济人假设不 同，恰亚诺夫假设：每一个经济人都是家庭经济单位的组织者，雇佣劳动者和雇主并非天然存在，而国民经 济完全由家庭经济单位的相互关系所构成。当然，恰亚诺夫强调自己的这个假设主要针对的是前资本主 义时期。恰亚诺夫的实体主义小农观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之中。该书重点关注家庭农 场的生产是如何组织的，家庭农场的规模是如何确定的，家庭农场的资本如何积累等问题。20 世纪初叶的 俄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半数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自种植业和畜牧业。在这种背景下，农业是最具影响力的国民经济行业。与加工工业、采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部门组成的大型企业由国家管控不同， 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则是由1850 万个分散的农民农场自发形成的，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因素，基 本不受国家控制。

虽然恰亚诺夫将农民农场视为私营企业组织的类型之一，但他特别强调其性质与一般企业有很大不 同。在农民农场中，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参与劳动的农民是集“企业主”和“工人”于一身的， 其行为动机不是通过投资以获取总收入与生产费用的差额，而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 所以就农民 农场的收益而言，作为“企业主”角色的农民所获得的利益完全被他作为“雇佣工人”因不得不延长其季节 性失业而造成的损失抵消了。恰亚诺夫承认在不同历史阶段农民农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农民农场 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关系都会不同，但只要家庭农场以其基本面貌存在而没有演变为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 那么这种组织的基本细胞所构筑的结构就会稳固不变。 简言之，恰亚诺夫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农场具有强 大的抵抗力与历史稳定性。他的这一观点对于理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中国小农经济的稳固性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基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家庭经济的运行过程不是按照经济人假设那样遵循利润最大化，而是遵循 “家庭效用最大化”逻辑。所谓家庭效用最大化在恰亚诺夫这里是指在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 之间达到的一种均衡。简言之，恰亚诺夫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个命题：家庭农场的经济活动量是家庭劳动 供给和家庭消费需求的函数。而这一命题成立的事实前提是：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 单位。

经济史学家和经济人类学家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对形式主义小农理论提出了批 评。博兰尼在《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之前，市场只扮演从属角色。 此前的学术研究，往往用得自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去解释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 博兰尼详细 解释道，在19 世纪之前，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它仅仅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只有当“自我调节 性市场”出现之后，经济关系才逐渐从社会关系之中脱嵌出来。 在博兰尼看来，用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经验 基础的理论来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强把“功利的理性主义”普世化，基于此他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 上述“形式经济学”，以实体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状况。

东南亚的农民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型。斯科特通过对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研 究对实体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斯科特指出，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由于食物短缺的生存 压力，产生了一种“生存伦理”，这一伦理原则体现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秩序的许多技术、社会和道德的 安排中。以生存为目的农民家庭经济活动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农民家庭不仅是个生产单位， 而且是个消费单位。根据家庭规模，不可缩减的生存消费的需要是决定小农行为动机的基本力量。

与生存伦理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底层小农“被剥削”的具体情境、主 观体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抗争逻辑有何特殊性？斯科特特别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由此在生存压力 之下的抗争就不单是针对食物的问题，同样针对的是剥削关系――它涉及社会公正以及权利义务的问 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