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佐：阶层分化、社会压力与农民上访――基于浙江D镇的调查

近20年来，农民上访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界也产出了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可将已有研究归为四类：一是制度视角。研究者认为，农民上访源于基层政府侵害了农民的权利，上访则是一种维权和抗争形式，农民依据政策或法律的上访被概括为“依法抗争” [①]或“以法抗争” [②]。二是国家视角。研究者认为，农民上访问题并不纯粹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透过农民上访问题可以更加清晰和深刻地理解国家结构及其变迁[③]。三是诉求视角。研究者以上访者的具体诉求为标准将上访者分为“维权型”、“谋利型”、“治理型”、[④] “要挟型”[⑤]或“有理型”与“无理型”等，并强调对上访者应该进行分类治理[⑥]。四是心理视角。研究者认为，“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因此，“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⑦]已有研究对于理解农民上访问题十分有启发，不足的是研究者通常自觉不自觉地将上访者个体化、客观化、对象化，忽略了上访者丰富的社会属性，尤其在当前的农村，由于经济分化不断加剧，农村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农民上访的阶层属性日渐明晰，从阶层属性而不仅仅从公民个人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农民上访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将以浙江D镇的经验材料为基础，讨论上访者的阶层属性及其社会机制。

一、经济发展与阶层分化

D镇位于浙江省中北部，毗邻萧山市、绍兴市，拥有4000多家大中小企业，被称为“五金之乡”。[⑧]

（一）经济发展与经济分化

自上世纪1990年代以来，D镇的民营企业得到蓬勃发展。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以家庭住房为厂房、以夫妻为主体的作坊式家庭企业，这种家庭企业建立在乡土社会和小农逻辑之上，与地域社会具有很大的契合性，在生产、销售和要素配置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因而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分化，村民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按村民的家庭收入，D镇村民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年收入100万元以上，他们拥有几千万元甚至更多资产的企业，雇佣的员工在百人以上；第二层次以办厂、开店经营为主，年收入在2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他们在经济和利益上与第一层次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三个层次以打工、种田或做小生意的村民为主，收入在5万元到20万元之间，在村庄中居多数；第四层次为村庄的贫困村民，收入在5万元以下，大多是身体有缺陷或年老体弱、无子女的村民，生活比较困难。由于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收入高、经济社会联系密切，我们将这两个群体称为村庄的上层，将第三和第四层次的村民称为村庄的下层或底层。

（二）经济分化与阶层分化

经济分化是阶层分化的重要基础，但只有揭示某一收入群体的内部关系及其与其他不同收入群体的互动关系，经济上的分化才能推演到社会分层，并进行阶层分化的理论分析。

“分层”是社会学家用以分析社会纵向结构的一个词汇。“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⑨]。社会学有两种差异巨大的社会分层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和以韦伯作为开创者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将阶级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单位，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差异。韦伯是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开拓者，主张从收入、权力、声望三个角度综合分析社会的分层与不平等。以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西方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社会分层理论。“这些理论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经济指标，但不是从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主要是从收入数量的视角进行分层；第二、除经济指标以外，将权力、声望、文化、职业、道德等多重社会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指标，使社会分层方法多样化”[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着眼于宏观社会变迁，其要回答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西方社会分层理论比较注重社会差异与社会流动，对于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本文的分析单位是一定区域的农村社会，将更多地借用西方社会分层理论。

经济发展导致村民在经济上出现分化，但经济分化到阶层分化还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迫切追求村庄社会性地位和政治性地位，并在村庄中形成一定的共识。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追求村庄社会性地位，一方面因为他们仍生活在村庄中，他们必须在村庄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地方性的社会资本来为他们的家庭工厂提供融资、土地、劳动力等各方面的便利。追求政治性地位则是因为拥有政治权力有利于资源获取，尤其对于家庭工厂来说，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涉及和政府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在村庄获取政治地位来与政府搞好关系。而村庄选举正好为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追求社会性地位和政治性地位提供了契机。

此外，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还通过人情圈和交往圈等来实现上层关系的定型化。在村庄中，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致力于构建各种各样的关系圈。这些圈子包括朋友圈、交往圈、生意圈、婚姻圈、消费圈等。圈子的构建与维系以经济实力为前提，以利益为连接纽带。在经济上，每个成员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及社会关系网络，相互之间的业务高度相关，彼此相互依赖。在政治上，行政村和社区的主职干部多为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的村庄精英，其他村干部也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际关系网络的上层村民。在社会交往方面，经济上处于上层的村民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主导村庄的人情交往和面子竞争，设定村庄内部人情交往、婚姻仪式、日常消费的标准，从而使上层与下层之间的边界愈来愈清晰。

与上层相比，村庄下层整体上表现出松散的特征。他们之间既无竞争，又无团结，对生活、对现状充满着无力感和无助感。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个体，仅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限制在至亲和同一层次的邻居之内。借用孙立平的相关研究，发达地区的农村似乎也出现了“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11]的发展趋势。

二、阶层分化背景下的社会压力

由于社会竞争，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但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它们承受的社会压力也不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阶层分化具有以下几重含义：一是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二是内部认同的形成，三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四是社会排斥和阶层的再生产[12]。阶层分化一旦定型，就意味着阶层区隔的形成。虽然有研究者认为阶层结构定型化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更有规律性，人们争取地位的上升采取更为常规型的手段，因而社会将变得更为稳定[13]，但在利益分配已经固化、公共资源日益匮乏的村庄，底层获得发展的机会非常有限，他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很低，他们承担着比上层更多的社会发展代价，且必须不断地面对上层所构建起来的各种压力。

经过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D镇区域内的财富集聚已基本完成。村庄上层形成紧密的利益关系，逐渐形成封闭的交往圈。在村庄日常生活中，上层同底层相区隔，上层与底层之间犹如一堵无形的铁墙，将两个阶层相隔离。而由村庄上层主导的村庄选举、人情交往、婚姻仪式、消费模式，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从而使村庄中的底层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

（一）金钱主导的村庄选举

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并通过后，全国广泛推行了以直选为主要形式的村委会选举。处于发达地区的D镇，由于村庄利益密集，村庄选举竞争异常激烈，但在很大程度上，选举结果由参选人投入的金钱数量决定。

富人之所以热衷于参与村庄政治，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工业用地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农民的盖房需求很旺，在政府实施偏紧的土地政策的背景下，土地的价值急剧增大。由此，在村庄中就形成了以土地利益为主的利益格局，当选村干部便能掌握土地利益的分配与使用。二是村干部是一种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借助村干部身份，富人能将自己的关系圈扩展至政府官员，为自己的企业发展获取一些有利的政策支持。三是当干部还可以获得一种社会性身份。富人当干部既是对其个人财富的认可，也是对其个人社会关系的认可。富人因为当上村干部而可以提高其在村庄富人中的身份层次。

在D镇，金钱支配下的村庄选举实质上演变为富人们的一场政治游戏。这样的游戏不仅背离村民自治的初衷，而且将村庄底层排除在村庄政治之外。在村庄中，每一位村民都清楚村干部是怎样产生的，他们因得到了不同参选人的金钱而被收买。虽然他们可能被再次卷入派性竞争之中，但他们始终是一个被富人利用的工具，他们自身的诉求因富人的金钱而被扭曲、被遮蔽，他们生活在村庄之中却被排斥在村庄政治竞争之外。这样一来，不仅村庄选举的公共性消解了，而且村庄选举必然与村庄治理相分离，底层不仅在村庄选举中被排斥，在村庄治理中也必然处于边缘地位，因为依靠金钱获胜的村干部，其必然要通过权力的使用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样的行动逻辑就必然要消除村庄治理的公共性，村庄治理就只是干部的权力运用及与权力觊觎者之间的竞争而与村庄底层无关，村庄底层被压制、被排斥，他们只是村庄政治剧场的一个看客、一个被上层利用的工具。

（二）昂贵的婚姻

婚姻是社会关系的建构，也是一种社会竞争。在一个阶层边界清晰、阶层流动不太容易的社会，婚姻的分化也十分明显，即上层“门当户对”的婚姻将婚姻仪式演化为财富展示，而使底层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由上层构建起来的对象选择、婚姻成本的社会经济压力。

一是在对象选择上，富人的婚姻基本上都是介绍的，越有钱的人通过介绍的方式越多，而且倾向于找本地媳妇，富人家庭即使子女在外读书或者经商也要通过家庭介绍。富人通过门当户对的婚姻实现资本和关系的强强联合，从而保持和提升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实现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在男性多于女性的背景下，女性的择偶范围可在与自己家庭同一层级甚至上一层级选择，男性择偶就只能在与自己同层级甚至下一层级选择，这样，一部分下层的男性被排挤出本地婚姻市场，只能找外地媳妇，但在当地，找外地媳妇是很没有面子的。

二是婚姻成本高。宽阔的新房是结婚时必须具备的，家庭条件好的还要买小车。彩礼也是必不可少的，当地的彩礼10万元起步。酒席的场面也很大，最少需要花费20万元。如此巨大的婚姻成本，或者使下层家庭面临沉重的经济压力，或者将一部分下层男性排除在体面的婚姻之外。

三是亏钱嫁女儿。亏钱越多不仅证明财富越多，而且越有面子。富人嫁女儿时给女儿巨额“压箱钱”和豪华嫁妆。“压箱钱”多至数百万元，甚至配有名车、房产、金条，亏钱多的达千万元。下层家庭嫁女儿一般亏的很少或者不亏，嫁妆一般是生活用品。亏钱嫁女儿实质上是经济分化转化为社会分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富人通过亏钱嫁女儿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财富，将经济地位转化为社会地位。但是，这样一种被上层建构起来的婚姻模式不仅让下层在经济上难受其重，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身份、地位、面子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村庄上层再一次显示他们的财富、地位的过程，也是村庄下层自我矮化、被压抑、被排挤的过程。

（三）日常生活圈层化的人情

人情是社会交往的基本方式。传统农村社会因为流动性差，人情交往主要以血缘、地缘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