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竞：德国的难民与移民

德国《时代周刊》今年9月10日那期有一则豆腐块随笔，我很喜欢。作者从柏林一所音乐学校的招生材料谈起。知道吗，一个职业钢琴家每天练琴，要敲25万次琴键，这还只是个平均量！大家还打算学钢琴吗？接着作者笔锋一转，谈到写作者如果每天敲25万个字母，那可就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了。而写作者一天是无论如何都敲不出这么多字的。钢琴家之所以一天能敲那么多，是因为他们经常敲错了键，或者弹的速度差了那么一点点，一支曲子通常要练习上百遍。而写作者可引以为傲的是，敲一个字算一个字。比如报纸给他这篇短文规定的量是2643个字符，含空格。他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地写下去，到了结尾处，突然想起来：扯了这么多，我怎么一字未提难民呢？罪过罪过。向难民致意可是德国公民当前的第一要务啊。但是很抱歉，规定字数已经敲满，实在没地儿了。

谁说德国人没有幽默？这跟德国人以为中国人没有幽默是同样错误的。而这个幽默笔法挑战的现实情况是，中东和北非地区1100万名战争和经济难民已经上路，冒死奔向欧洲。今年从8月到9月，德国流行“欢迎文化”：难民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默克尔突然宣布了“难民救援无上限”，这个声音借助Facebook，传到了几乎每个难民的耳中。德国成了难民们的理想目的地，就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大学生的脑子里装的只有美国一样。

在一个明澈的9月下午，我们搬了野营用的折叠桌椅，坐在易北河东岸吃蛋糕、喝咖啡，过一个标准的德式周日。除了风声鸟声，只有入禅般的静谧。“冷战”时期，易北河是东西德双方严防的边界。我们的亲戚在这里本来有一栋老屋，但因为房子坐落在靠近两德边境的东德一侧，每天出门和回家，都成了一道手续繁琐甚至危险的事情。他们最后只好放弃了老宅，搬到离边境十几公里的小镇，重新安家。在小镇临近森林的地方，还有东德时期留下来的兵营，多年来废弃无用。这些天，镇政府安排了50多位难民住进来，据说以叙利亚人为主。

易北河在9月末的艳阳天里流动得格外平缓。今年水位低，我们得以把桌子支在露出水面的沙滩上。虽然两德统一25年了，这个距离汉堡70多公里的易北河段，好似还是无人区，自然风光比老庄哲学追求的境界还完美。我想，在有互联网、电视、广播之前，人们对世界的全部感受，就是对自己身边这个地方的感受。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国度是否正在发生战争、灾难，人们对此无知，因此也就坦然无觉。可今天不一样了。当我和我的德国家人坐在这个仙气十足的美景里，我甚至感到不好意思。与我们多日来在电视和网络里看到的难民潮以及他们带给欧洲社会的冲击相比，哪个是我们更真实的生存境地？要承认，和前媒体时代相比，我们的感受也被无所不能的媒体全球化了。我们无法再以此时此在的原理定位自己的感受。

说句有违政治正确的话：德国电视屏幕上显示的难民形象，总让我觉得他们更像一群年轻的游客。无论是和默克尔玩自拍的俊男，还是背着双肩包，身着牛仔裤、紧身衬衫和球鞋徒步行走的小伙子们，甚至包裹头巾和不戴头巾的年轻女人，他们浑身散发着我们熟悉的现代气息和一种渴望生活的激情。还有那些孩子们，睁着无邪的大眼睛打量着镜头，面容娇嫩。我不禁拿他们跟我们中国涌进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作比较，中国农民的衣着要比这些难民褴褛，头发也不如人家整洁。当电视里的画外音说，这些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非洲等地的难民经历了噩梦般的海上和陆地征途，终于达到希腊、匈牙利、奥地利、挪威、德国这些安全国度时，我又悲伤地意识到，这些人不是游客，除了身上的背包，他们身后没有了家园。

德国公知约瑟夫•尤弗说，跟上世纪90年代敌视外国人的思潮相比，今天居然有95%的德国人认为，做默克尔号召的、对难民伸出援助之手的“好公民”是正确的。他分析，这个“德国奇迹”的发生，恰恰跟高清屏幕的终日画面强攻有关。电视和互联网上发布的那些难民死在卡车和海上的图像，震撼了德国人的同理心。对政府当下的难民欢迎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德国前政治家萨拉辛(ThiloSarrazin)说，他从不看媒体发布的影像。看了难民的图像谁都不会好受。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冷静，去思考什么才是对德国的未来发展真正有利的政治决定。对媒体使用影像操纵社会情感的批评，在德国资深媒体人MalinSchulz那里表达得最彻底：“如果不能导致可持续的政治行为的产生，那么，那些煽动大众同情心的图像就是恶意的刻奇。”

影像的魔力也袭击了中国。此前我一直好奇，欧洲连续数月重磅报道的难民危机，为什么在中国媒体上没有荡起多少涟漪。当三岁的叙利亚男孩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尸体照片通过互联网传遍全球时，我正在北京，北京正在阅兵。我趴在酒店里上微信，看到那么多国人发出了哀鸣。那一刻我敢肯定，“二战”后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终于通过一具脸朝下的小尸体照片，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为股市抓狂的中国人现在终于愿意知道，老欧洲那边形势不妙了。德国人对这场难民危机的判断是：大于“9•11”，难于两德统一，比二者加起来都更加复杂。

奇妙的事情随之发生。通过这场难民危机，德国社会这两个月沉浸在一场全民的道德大狂欢中，用咱们熟悉的用语，可译成“正在掀起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热潮”。有媒体称，这场集体狂欢，可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引发的全民幸福感媲美。这次是当好人的幸福感。大部分家庭为难民捐出了不再穿的旧衣服，退休的教师焕发出久违的活力，自告奋勇教难民儿童学德语。从州到地区，官员和市民都行动起来，为难民提供人道救助。这还不够，怎样让难民最快地融入德国社会、找到工作，成为急迫解决的问题。为此，英国人还小声揶揄德国人，做好人好事的同时，也不忘给自己解决年轻劳动力短缺的困难。德国电视主播一边赞美民众的道德水准，一边不无担心地说，不知这股热情和好心情能持续多久。因为情感性的东西总是飘忽的，而善于自我控制的德国人又不怎么习惯跟大情感打交道。

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一直被同僚赞赏为最理性的政治家，也最无惧。但最近大家都担心，毫无畏惧是不是也算一个弱点？她一句话，就点燃了千万人的希望。她真的不害怕，局面一旦失控怎么办？10月1日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德国在9月份一个月里就接收了20万难民，一个史无前例的数字！其中17万人从与奥地利接壤的巴伐利亚州涌入。州长承认已经招架不住了。正是在默克尔国门大开的承诺下，不仅叙利亚人，现在就连伊朗人和阿富汗人都在排队办护照，为奔赴德国做准备。而真正的大潮还在这后面。

难民们天天在谷歌和Facebook上寻找他们的人生希望和最佳落脚点――注意，不是安全庇护所，而是最佳落脚点。所以，他们绝不留在土耳其，虽然在那里他们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一日三餐和医疗救助也完全得到保障；他们也坚决反对在匈牙利或克罗地亚注册留下，因为还有德国、英国和挪威这些更佳的选择。一个退休多年的德国老太太说，“真没想到，今天的难民还提要求啊。”我们都以为，从死亡和饥饿中逃出来的人会对最微小的施舍表示感恩，而事实正好相反。用齐泽克(Slavoj Zizek)为这一现象刚刚撰用的术语来说，难民们的表现是“绝对乌托邦的大爆炸”。怎么打消他们这无边无际的乌托邦念头呢？身为心理学家的齐泽克建议，要给难民们上一课，告诉他们，“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挪威，更别说去挪威了。”

我想，德国全社会对难民的深切同情，跟“难民”这个词有撇不清的渊源。不少德国人自己就曾经背负过这个身份，深知其辱。我的邻居艾斐在“二战”接近尾声时还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她的母亲带着她从东普鲁士逃难到汉堡，举目无亲。“冷战”期间，我家也有亲戚从东德逃到西德，在别人家的地下室里从头开始生活。前两天艾斐给我讲了个故事。她十岁的外孙从学校回家吃午饭，嘟囔说难民太多讨厌，艾斐严肃地盯着孙子的蓝眼珠，一字一句说：“我就是难民！你姥姥曾经就是难民！”这让我想起今年初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屠杀事件，全球人都举起标语说：“我是查理。”

虽然艾斐掰着手指头告诉我，她这个金发碧眼的标准德国人，身上其实还流着瑞典、波兰、爱尔兰甚至俄罗斯的血液，她也是民族大迁徙的产物，但她和现在抱着决绝之心涌入欧洲的难民还是大不一样。现在冲过来的难民中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不仅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与欧洲人迥异，而且，关于人的基本价值观也是另一番图景。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有一位女副主席，不久前去看望一所难民营，在这个营地工作的伊斯兰教阿訇明确拒绝同她握手。女副主席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在她的国家发生，在一片欢迎难民的媒体主流声中，喊出了一个另类声音：“难民要遵守德国的基本法！”怎么这事儿还需要大声疾呼？难道这不是基本常识吗？我开始不明白，德国人那么害怕自己不宽容，以至都不敢维护自己的社会价值标准了吗？当德国媒体瘫软在“欢迎文化”的晕眩中，齐泽克说：我们要搞清楚一点，那种认为谁想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谁就是原教旨法西斯和种族主义的观点，最要摒弃。因为这个观点本身才是最大的虚伪。

在一次电视直播里，一位优雅的德国中年妇女问默克尔：“现在有那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来到我们国家，他们会留在这里，一代一代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作为基督徒，我应该害怕吗？”默克尔回答道：“如果你感到害怕，你可以更勤地上教堂。”啊，原来是这样。前面提到过的约瑟夫•尤弗说，数百年来，德国人之所以为德国人，是以他的出生籍贯为定义的，这又由三项指标组成：出生的背景、信仰、语言。但今天德国人对国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理解。德国人不再是生而为德国人了。要想当德国人，就要“成为”一个德国人，在这点上与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无异，虽然德国号称自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注意，别搞混移民和难民啊。

让我们还是回到德国人的幽默吧――至少这还是很德国的。今早收到一位汉堡银行家的电子邮件，开头就是句幸灾乐祸的话：“股市还是不景气。可是，我们银行家的恶名终于被汽车制造商大众接手过去啦！”对了，在这个多事之秋，还有沸沸扬扬的大众柴油车尾气作弊事件。但我的规定字数已经敲满，实在没地儿说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