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守祥：发展时代的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刍议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开启了中国“发展时代”的大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国家变得富强、民众得到实惠，但同时“经济建设”压倒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格局被推向了极致，以往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回避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因此当代中国达成了“科学发展”的新共识，以务实的改革推动当前问题的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建成“法治的市场经济”，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并行不悖且迫在眉睫。以渐进的、系统化的方式扎实推进改革，给予各项制度足够的时间来发展成熟，那么中国最严峻的挑战将更加容易掌控。人们期待突破“经济为纲”的格局，更好地协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共构”关系，实现最广泛的“发展正义”与“生态公平”。

关键词：发展时代 经济转型 体制改革 科学发展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转向确定以后，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战争心态，在浓厚的“后革命氛围中”，最终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逐步开放的社会调整格局。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纠正了“文革”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民众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为广大民众带来了老一代难以想象的生活希望，而不断推进的务实改革，也让中国共产党获得普通百姓的普遍支持和广泛信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族共识和世纪愿景。概而言之，“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 然而，面对当前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不能有丝毫大意，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一、数字化增长的隐忧与结构性矛盾的沉疴

邓小平有句名言： 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改革开放后的30 多年是一个“发展的时代”。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成长令世界瞩目。就最近10 余年的快速发展来说，国际媒体评价中国的“头衔”不断变化：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贸组织的新成员”到“世界工厂”，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全球复苏的新引擎”、“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等称号，并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少其他相关领域也被带动起来，但是，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并没有带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同步的司法正义、社会公平、体制变革与人文改善； 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 经济总量和人均GDP 的大幅增长，并未带给民众应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过于偏重数字化评估的政绩观加剧了“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式的官员腐败，并变相推动了资源的过度消耗与环境的急剧恶化。

了解和观察任何一个国家，具体数字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方便的角度，譬如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等。数字以自己的方式简化和计算着世界，“如果我们不计算某样东西，那么它就被忽视。如果我们计算它，我们就会曲解它。我们需要计算，但计算却支配了我们的生活。” 可见，数字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会让人迷失，而那些充斥我们生活的数字所造成的错觉或许更为棘手。统计数字在一个用事实说话的社会中很吸引人，但有时它会被利用，正如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 Darrell Huff，1913－2001) 所说的那样“成为耸人听闻、恶意夸大或简化事实、迷惑他人的工具”。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是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状态的计量符号，是衡量各项工作进度和水平的工具和标尺，几乎所有工作都可以通过数字反映、量化出来，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加怀疑地就接受了所有的数字。试图忽略数字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把数字放进你的文件、或你的报告中、或你的论据中，那么你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或不严肃的，那么严肃的学者、资金提供者、银行家和经纪人就会躲开你。”因此，在一个无法回避的“被数字控制的世界”，我们必须要对数字有一个客观、辩证的态度，不必讳言更不能迷信。数字的角色真假难辨，它既有说服力又有欺骗性，我们尤其要当心“用数字编织的谎言”、警惕“数字变成一种炒作手段”，力争找出数字背后的真相，练就受用一生的数字透视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在某些时候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 Thomas Ｒobert Malthus，1766 －1834)那样用数字让人们大吃一惊，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世界的复杂性，仅仅靠计算就想控制世界上的人、事以及组织结构等等是不可能的。19 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边沁( JeremyBentham，1748－1832) 一直在试图度量人们的幸福，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怎样计算快乐和痛苦的程度、持续的时间、确定程度、速度、丰富程度、纯度和广度。可惜，他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幸福无法度量，只能体会。“数字不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数字不能解释许多东西，数字不能给我们以鼓舞和灵感，不能告诉我们孰是因孰是果。然而，过分依赖数字却把我们的直觉和每一样东西一起从我们身上扫除出去。” 因此，仅仅依靠数字来认知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更遑论迷信一些半真半假的、甚至是弄虚作假的数字； 即使在保证数字足够准确、相当严肃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还原问题的具体情境”，充分依靠判断力、想象力与直觉，尤其是在处理那些事关“正义”与“公平”的问题上，因为这样做往往会比抽象的数字更能传达复杂和似是而非的真理。况且，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 GDP 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偏执地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常常会无谓的破坏环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在文化发展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目标，常常令人厌烦甚至有南辕北辙之感，因此，有学者分析指出： 我们的数字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体制时代的思维模式的遗留，它的背后的支撑理念是把文化、学术、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都看作是可以精准计划和严密控制的对象，把文化和社会的管理看作是“社会园艺”或“社会工程”( 现在的各式政府文化规划中“规划”“工程”“打造”等词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就是其计划思维的体现) 。?

可以说，当代中国虽然取得重大经济发展，但粗放式的发展却导致自然生态恶化、民生保障薄弱、贫富差距拉大、民怨积累日深等矛盾，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主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暴露的问题很多，均事关“正义”，譬如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与人文养护、经济发展与中国形象等等。著名政治学专家俞可平认为，在更快更好地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五个重要议题，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具体来说，中国目前面对的棘手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贪腐现象严重、不断上升的社会群体事件，这些都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得适时注意。假如不注意，社会就会发生严重的生态不平衡，贫富的差距和矛盾就会越过临界点，经济就会变质，财富的增加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利益，而是转化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就很危险。”?

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任何社会问题都要依据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应当从社会因素中、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也就是说，当前的事关“社会正义”、“制度正义”、“生态正义”以及“文化正义”等问题的诸多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只不过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生产关系的待调整，尤其是那些涉及到体制性矛盾的沉疴，譬如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庞大的国营资本挤占民营资本的生产空间、体制运转的效率不高、社会缺乏创新能力、官员腐化而中饱私囊等等。

二、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稳中求进的改革

中国古代典籍《周易・系辞下》有云：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面临危机，就须“应时顺变”。改革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成就文明的阶梯，中国必须要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邓小平曾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中国所累积的问题、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很明显需要强有力的配套改革加以推动和复兴。邓小平早在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说过： 不改革会失去人心，只有死路一条。?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也公开承认，中国当前正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口，改革不及时或不彻底，执政党将会失去民心。?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Alexisde Tocqueville， 1805－1859)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分析的那样，尽管在追求民主、自由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复杂性因素和风险?，但是主动的、有顶层设计的改革是设法在理性、权利、人道思想上建立一种社会新秩序，它可以规避暴烈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与历史倒退。

当前，中国民众普遍期望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从深层次分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做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做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做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 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 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以下简称“公报”) 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各个市场主体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开展有效的竞争和创新。政府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为“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即公平竞争规则的维护者。政府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更不能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否则带来的只能是扭曲和寻租。目前，政府规模太大、权力太大、控制的资源太多，这将逐渐扼杀市场经济的活力。各领域的改革，都基本可以归结为政府要“瘦身、放权、让利”。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并指出： 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