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中国要避免改革陷阱

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学于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后，在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负责人暨《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先后在澳大利亚、东南亚创业经商。2000年之后，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经济学家，现任教于维也纳大学。

与王岐山、翁永曦、黄江南一起被称为“改革四君子”。

网易财经：柳红在《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一书中按出生年月把经济学家划分为三代，1900年―1920年为第一代，1920年―1940年为第二代，1940年―1960年为第三代。您怎么看待第一代和第二代经济学家所做的贡献？

朱嘉明：第一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过世了，这批人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在体制内的，包括像薛暮桥这些人；第二代，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吴敬琏他们这一批人，还有厉以宁、茅于轼他们，都算这代人。

柳红写这本书的时候是这样的，她写这本书的时候主要是把中国经济学人的第一代，定义在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上是在党内，或者是在党的政府机构中，或者是在高等院校中比较主流的这批。这两批经济学家，实际上真正广义的定义，差不多应该说是20世纪初期，也就是说从辛亥革命前后到20年代。如果是比较广义地说这批经济学家的范围，应该比现在柳红说的“第一代”面积要大。

柳红定义的第二批经济学家和第一批经济学家差异是巨大的，定义越大，发现差距越大。第一批经济学家，如果要把当时在中华民国中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内，如果把当时散落在世界范围的华人经济学家加在一起，那会更完整。随便举个例子，台湾经济学家周德伟，虽然周德伟年岁大了一点点，但他应该也属于这代经济学家。周德伟是哈耶克的学生，参与了中华民国所有关键的经济决策，特别是抗日战争之后，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做了一些贡献。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台湾有不少，帮助台湾经济起飞，差不多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台湾起飞的时候涉及到很多台湾经济学人，应该把他们算作中国的经济学家。

广义地说，这代经济学家，首先第一代经济学家可以分类分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有所谓明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即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以说是分类非常明显的两类经济学家。而且他们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分类就很清楚，比如有相当多的人对金融资本、金融市场有很深的研究，有人对金融史有很大的研究，有人对经济史有很大的研究。这派经济学家，我们今天倒过来看，他们是比较丰富、比较多样化的，他们受的训练也有些差别，很多人到西方受过训练，像周德伟在德国读过博士，但没有读完，因为抗日战争，他又到英国剑桥去学习。

这批人，像我们说的，严格说，可能比他大了一些但我认为也应该归属这一代的，比如马寅初这代人，马寅初就比较特殊了，你说马寅初是一个自由主义，或者说你说他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他对人口的认识是非常超前的，当时批他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

这第一批经济学家，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代，他们在光谱上是非常完整的，第一批经济学家的所有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不论是倾向国民党的，还是倾向共产党的，最终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或是在共产党政府工作的，他们没有任何人是有非常自觉的成为宫廷经济学派的。比如薛暮桥，我对他的经济思想并非赞同，但我觉得是他独立创造出来的。比如他提出的当时解放区的，抗日战争时期后期解放区的货币，渤海币（音），币值的基础他提出了“实物基础”，这是他独创的。他提这个思想不是要迎合解放区的共产党政权，这是他的主见，而且他把他的主见实践了，这也是很不错的。

第一代经济学家除了学问、思想资源多元化，他们有非常明显的人格特征。每一个经济学家都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共产党体制之内，经济学家有过非常精彩的至今应该被历史肯定的辩论。比如关于商品经济，关于价格，关于人民币，关于货币价值基础。如果从这代经济学家中选出几个，如共产党里选三个，国民党里选三个，每个人都非常有故事性，孙冶方，他是一个让你能够感动的经济学家，严格地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是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当时经济现状的观察，他选择了一条非常奇怪的路，他认为，我们搞计划经济也要搞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提出来的。骆耕漠，他会很激动地把他的思想谈出来，他对经济有他的一套看法，比如说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第二代，要把经济学家置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情况下，第一代经济学家经历了从民国到共产党执政的转变，在民国时期，大概自由主义是占主流的，但计划经济思想同样影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些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是可以随便说的，计划经济是可以公开讲的，因此是由舆论和政府选择哪种观点更好。但是到1949年以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上在中国大陆就没有地位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主导力量，形势比人强，那是因为中国采用计划经济不是经济学家影响的，而是经济学家最后要向计划经济转型，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最影响中国大陆的是苏联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这成为最主流、最标准的思想，完全是为计划经济服务的，这是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视野。

第二代和第一代表现差别是他们思想资源枯竭。因为经济学的思想像一片大海，要研究经济史，应当说比亚当斯密还要早，在经济史中被公认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至少得有上百个非常著名的，经济思想极其丰富。这样的经济思想到了建国以后，由于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发生变化，经济学讲政治经济学，讲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大陆的第二代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经济学家基本的思想框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他们这代人中有少数在西方受过教育，建国后回到中国，基本只能做一些翻译工作，像高鸿业，没有办法，只能停留在高等院校。这批经济学家，其中有些人，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到海外留学、补课，像赵人伟、吴敬琏、黄范章等，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初期的思想是相当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在这批经济学家中有一些人比较有意思，他们没有受过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但是他们是从共产党执政之后直接从事经济工作转向经济学研究的，最典型的人物就是马洪。柳随年，房维中，桂世镛等这些人不是在大学里正经八百的经济系毕业的，但这些人对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经济的运作和计划经济如何向非计划经济转变都做过分析和研究，究竟走多远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二代经济学家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从学校出来进研究机构的，还有一类是读过书，直接进入经济工作部门。这些人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开始形成他们的声音和影响，前者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批人。朱基开始到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他也对实体经济工作很熟，当然现在没有人把朱基归纳成经济学家，但他在他们那代人中，无疑对经济是相当熟悉的。无论是以朱基为代表的实干派，还是以孙尚清、桂世镛这批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他们的思想资源都非常简单，这是必须说的。

在这代人中还有一批人是政策经济学家，共产党执政之后，在所有的部门都成立了“政策研究室”，或者说政策研究在经济部门中，他们扮演着在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中的桥梁，这批人中也有很多代表人物。比如朱基，朱基在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之后，他首先调到当时国家经委的政研室，然后调到技术改造局，之后成为国家经委副主任，后来成为上海市市长，最后成为总理，他的轨迹中，政策研究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共产党对整个国家的管理，最重要的手段是政策，政策表现为文件，文件集中为口号。在这个过程中，政策就成为了最重要的环节，把政策成为用文字和文件方式表现出来，用报告方式表现出来，这个部分的工作就是由政策研究室形成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后，第一代经济专家成为中国经济实际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懂经济，他们又懂政策，所以他们就必须要由一批文人来把所谓办学者的思想变成政策和文化，那个时候，所以在50年代是思想最不僵化的时代。

改革历史已经远远超过计划经济时间了，计划经济是从1953年正式开始的，从1953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的全部时间是25年，25年中扣除大家不认真做经济工作，但社会经济活动还在进行的，扣除十年文化大革命，计划经济严格执行的时间是很短的。计划经济在中国比较认真执行，其实就是1953年到1958年，1964年到1966年，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国这个国家计划经济的深入程度和苏联相比要差得多，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中国的经济学家，比如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薛暮桥等在50年代是身居要职的，而且他们都很年轻，后来从1959年政治斗争的原因波及到经济领域。

对于经济领域来说，真正的分歧其实是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派和非计划经济派的分歧，而非计划经济派的代表人物还不是自由派，是毛泽东，这是很多人在历史上拎不清的。毛泽东主张给地方政府很大权力，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矛盾的，毛泽东的权力很大，但他的经济思想比较混乱，他说要废除资产阶级，货币导致资本主义，他的思想是什么都有，但无疑，他的思想不是计划经济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很奇怪的现象。等于说，由毛泽东领导的计划经济，主导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时代，毛泽东本人不是一个典型的遵守计划经济准则的人。

网易财经：毛泽东不遵守计划经济准则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嘉明：毛泽东最大的斗争就是跟国家计委的斗争，他认为国家计委因循守旧，除了1958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证明他错了，之后他停留了几年之后到了1964年就开始反击，成立了“小计委”，让余秋里将军主持这个工作。为什么让余秋里主持呢？因为余秋里把大庆油田做出来了，大庆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因为没有计划要把大庆搞出来，但大庆出来了。毛泽东认为，他才是真正的按照军事的方法，按照一种革命热情建造出来的，工业学大庆，把工业运动化，然后让余秋里成为一个“小计委”，直接主持中国国民经济工作。“小计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工作的，不要认为文革是没有人管经济的，“小计委”的基础就是所谓后来的“石油帮”。中石油、中石化多么厉害，追根溯源是从大庆开始，从克拉玛依开始，从余秋里开始，“小计委”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态影响很大。

毛泽东对经济的干预是非计划性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支持他的，应该是“小计委”。毛泽东很少讲计划这样的词，因为按照计划，在毛泽东眼里不会有大庆，按照计划，就不会有大寨。等于说，文革之前在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交织的。像刘少奇主张的要求缓慢社会主义改造，要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后来就变成了去年大家所说的，要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论。这是刘少奇的主张，其实说白了刘少奇的主张就一条，共产党执政和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继续存在下去是不矛盾的。毛泽定主张快步走入社会主义，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不是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因为毛泽定的影响和干预导致了在中国，计划经济从来没有扎根。很多人不能解释为什么所谓的中国改革相比较俄国成功，因为中国1978年改革的主流是经过旧社会的人，这些人知道旧社会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自由市场，市场经济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俄国改革的时间太晚，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比如到了80年代中后期，距离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间已经是60多年了，计划经济很稳固，没有人知道前沙皇俄国是什么样，这是其一。第二，苏联也没有一个香港，也没有一个台湾，它周边也没有四小龙。中国有香港，有台湾，这些人都见过旧社会，对开放经济熟悉。

今天中国的困难在哪儿，后来成为主导中国的这批人，既没见过资本主义也没见过旧社会，思想资源有限。一个社会的思想资源，大概决定个人的思想能走多远，个人的思想空间决定了他的政策空间，政策空间则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能估计出社会发展的极限。

中国改革开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