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经济形势和中长期发展

一、关于国际经济形势

这次世界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在我国上下引起的强烈关注，是过去任何一次世界经济动荡不可比拟的。这是因为，我国已经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高。

世界金融危机是金融体系弊病的集中爆发，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缺乏支付能力的人在买房子之后无力偿还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美国为了刺激经济，刺激房地产，实行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长期低利率，买房可以很低的首付甚至零首付。贷款公司或者银行把这些不良贷款和优质贷款组合“打包”，使之“证券化”，卖给其他金融机构；得到这些金融资产的机构再转手出售。几经转手，金融链条越来越长，这些不良贷款和提供贷款的机构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身世”就不清楚了；拥有这些资产的机构或者个人，对于资产的本来面目往往一无所知。次级贷的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房价只会涨不会落的前提之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层层包装掩盖，市场乐观信息被放大。从2004年起，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提高利率，银根收紧，2007年房价下跌，原先被无限拉长的金融链条断裂，房地产危机和信贷危机同时发生。很快波及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各类基金，以及养老金和退休金，整个社会经济受到强烈震动，引起普遍恐慌。金融泡沫本来并不是限于房地产，也不限于美国，而是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扩散到了全球范围的，只是陷入的深浅有所不同。危机的广度和深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由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的全球化，由于美国在世界金融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反映了全球经济严重失衡和深层次的矛盾。

近年来国际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产业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从过去的生产过剩变为金融过剩，而且比生产过剩的程度更严重。可以作一个也许不十分贴切的比喻，把金融比作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和游泳池。好的润滑剂和游泳池可以使经济运行更协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但太多就泛滥了。2000年全世界GDP3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GDP的5倍，160万亿美元；2007年全世界GDP5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是GDP的12倍，达到600万亿美元。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分散和降低风险，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服务，把“死钱”变成“活钱”。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积极发展金融的。现在发达国家的问题，是因为过度投机，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金融财富膨胀许多是纸面上的，只是计算机上的一个数码。金融无限膨胀而又缺少必要的监督和管理，潜在风险必然演变为现实的危机。当代世界金融经济体系的最大泡沫在美国，泡沫太大了，迟早要破裂，只是引爆的具体节点不容易预测，这有点像“击鼓传花”。

有几个问题是人们关心的：

(一)危机什么时候结束？美国、欧洲和日本现在同时陷入经济衰退，危机还没有见底。2009年可能都是负增长，一般估计，到2010年才会开始好转，乐观估计是从2009年下半年复苏，但仍会低于潜在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全世界日子都不好过。因为失业率上升，各种基金和养老金、退休金缩水，投资和消费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实体经济首先是建筑业，接着是汽车和其他产业，受到很大冲击。可能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

(二)这次危机对美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可以肯定，这次危机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很大伤害，但还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美国的国际地位。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二战结束后达到40以上，现在仍然占1／4，有强大的科技力量，资源禀赋好，又有人口结构的优势，加上政治、军事、文化和外交方面的优势，还会从这次危机中恢复元气，今后很长时间内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三)美元还会是国际主导货币吗？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还会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会引起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但不大可能是全面推翻“洗牌”。现在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的经济地位是不对称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合理的，不能反映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这次金融危机使美元地位受到冲击，充分暴露了没有黄金等物质保障的“纸币体制”的脆弱性，现在已经有“去美元化”的趋势，将来会愈演愈烈。但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过程，近期还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四)如何看待西方国家的国家干预？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许多刺激经济措施。西方报刊甚至调侃说，“布什同志在搞社会主义”；还讽刺法国总统萨科齐，说他“早上醒来时是自由主义者，到了晚上就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了”。美国有些议员，认为政府的救世计划违反“自由市场”原则，政府的紧急救助计划从最初的3页纸变成后来的400多页纸才获得通过。其实，这些干预措施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多大关系。自从资本主义产生300年来，一直是自由放任政策和干预政策两手，根据实际需要，有时强调自由放任，有时强调政府干预。亚当・斯密时代以来一直强调“看不见的手”，1929―1933年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盛行，强调国家干预。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自由放任主义盛行，相信市场万能，被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走到极端，现在又回到凯恩斯主义。将来还会变化，比如国家买入的银行和公司股份，还会出卖而成为私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市场经济制度不会根本改变。

二、关于国内经济形势

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面临西方主要经济体同时陷入衰退，也是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加入全球化之后遇到的重大挑战。中国金融没有那么开放，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直接卷入不深，算是不幸者当中比较幸运的。中国日子比较好过让许多国家羡慕。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可能独善其身。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有不小的不利影响，我们对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

首先是外部需求减少影响出口。世行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2.1％，是198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60％以上，现在这些国家同时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在减速，这使外部需求大幅度减少；而我国不少行业产能过剩，本来就有市场销售困难问题，外部需求减少更加剧了生产过剩，对国内生产和出口企业的影响很大。在沿海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地区更明显。广交会上许多内地外贸企业接单不到以往的一半。也许更重要的是对信心的影响，这是无形的。

我国过去连续5年10％以上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经济周期本来到了下行阶段，现在又遭遇国际经济危机，宏观经济环境比较严峻。2009年经济增长仍有可能达到8％，增长速度还在合理区间。国家采取一系列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4万亿投资运用得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增加经济持续发展能力，中国体制有集中力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2009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关键是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不能去扩大那些已经过剩的生产能力，不能去搞那些效益很差的投资，在这方面的任务比保持8％的增长速度更艰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往往是通过破坏实现新的平衡，达到优胜劣汰。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销售困难的压力，同时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资产贬值，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甚至购买优质资产提供了机会。我们要把当前国内外的困难局面，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作为加快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契机，使经济上一个新的水平，而不仅是保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年，现在遇到国内外的困难环境，普遍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吗？

可以肯定回答：完全有可能。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

从近期因素说：我国国际收支有大量盈余，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利于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国家财政状况好，能够支持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物价涨幅回落，通胀压力减轻，扩大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而我国农业连年丰收，没有后顾之忧；全球经济放缓导致石油和其他矿产品价格下跌，我国作为资源进口大国而受益；在危机中大国经济的抗震性更强，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回旋余地，也是中国的优势。

从中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主要是：

――有比过去雄厚得多的物质技术基础。许多过去想干而不能干的大事业，现在有条件干了。

――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城乡人民收入增加，国内市场广阔，有很大发展空间，扩大内需的潜力很大。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大趋势。1800年前后，世界城市人口占2―3％，1900年前后上升到13―14％。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使城市化停顿(大乱居乡)，现在仍然达到50％左右。我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口，是很大市场。

――有很高的国内储蓄率，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国内资本积累而不是靠外资或外债。储蓄率高说明消费率低，但资本充足也是发展的优势。

――世界和平环境，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外部条件。在经济危机中保护主义必然会抬头，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逆转。这是现在和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不同的国际环境，当时苏联在国际严重经济危机中迅速推进了工业化，我们现在更有条件这样做。

――国内政治稳定，改革和发展经验的积累，体制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很好的。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指的就是这些基本的方面。

三、关于中长期发展的基本政策走向

中国经济发展中有许多困难和矛盾。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以来，不少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不是那么紧迫或者来不及解决的问题，现在开始集中地显露出来。主要是：

――越来越突出的资源和环境的制约；

――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包括城乡之间不平衡，地区之间不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

――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包括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利益的冲突；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等等。

这些都是当前和中长期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基本政策取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减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我国单位GDP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是下降的，经济效益是提高的。为什么资源和环境问题比过去更突出了呢？因为：

――发展阶段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消费结构的重点由衣、食转向住、行，加之增长方式粗放，资源需求总量急剧增长。2007年我国生产和消费25亿吨标煤，如果按照最近几年的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计算，2000年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届时一次能源消耗要增加到52亿吨标煤，比2007年多1倍以上，这是承受不了的。我国单位产出资源消耗大幅度下降，是以过去过高的消耗为基数的，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们面临两难处境：必须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但在中国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源消耗肯定是要增加的，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也很不容易。

――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高速增长的短时期内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污染物排放总量可能继续增长；另一方面，改善环境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衣、食、住、行的满足，这也是矛盾。许多国际条约对环境有严格要求，以环境名义设置的贸易壁垒，例如所谓绿色标准和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严格，国际压力加大。环境成了硬约束。

――竞争优势的变化。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土地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这种优势在减弱。土地价格上涨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的阶段过去了。制造业仍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并不像工资差距所反映的那么大，因为低工资往往是和低生产率伴生的。工资水平上涨，人民币升值，都会削弱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随着老龄化加快，“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现在还有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但低成本优势逐渐减弱是必然趋势，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人口政策是否需要做适当调整？退休年龄是否需要逐步调整？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以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这些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