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人民币的困惑

（此文乃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于贵阳贵州财经学院讲话之大略。是日也，朝雨送寒，午后讲座，老师同学云集者二千。随后挥毫数纸，晚宴贵州茅台，夜叙法国红酒，老生常言该地贫瘠，盖前日事耳。）

各位同学：

我老是想得简单，这次讲话，每点要说的都简单，但因为有多点，加起来就变得复杂了。所以同学们要听得留心，否则加不起来。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快，历久不衰，其货币币值强劲，在国际上有上升压力，是大吉大利的形势，与货币呈弱势是两回事。好比一个男人找不到女人，相当头痛，但如果有多个美女追求，则过瘾之极，处理何难之有哉？目今人民币在大好形势下遇到不容易解决的困境，恐怕源于处理失误，为何如此，怎样解救，说来话长，让我说说吧。

二○○二年我在南开大学说人民币是天下第一强币（当时黑市还低于官价），二○○三年三月说两年内先进之邦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当时黑市与官价打平）。不出所料，只四个月后这「强迫」就出现了。我当时是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这反对今天依旧――为何反对我会解释。感谢货币大师蒙代尔。他也屡次公开反对人民币升值，后来知道他的理由与我的差不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矣。

首先要说的困境，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六至十之间后，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差急升。说过好几次，货币汇率上升会导致顺差上升的机会很大。经济本科一年级的弹性系数分析，说物价上升，需求量下降，但总消费可能增加。到了三年级的对外贸易课程，这弹性系数增加了好几个，方程式长而复杂，都支持着货币汇率上升不一定可以减少贸易顺差，但没有谁可以事前推断弹性系数是哪个数字。当然，如果人民币升得够高，到某个价位中国的贸易顺差一定会下降，但到那一点，或到顺差不存在的那一点，中国的经济很可能会走上日本的路。我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发表《日本大势已去》的。

是的，当年发展得头头是道的日本，经济不景已有二十个年头了。二○○一年在三藩市与佛利民畅谈日本的困境，他说日本看来有转机，六年过去，这转机还看不到。这可能是因为日圆币值在国际上大幅上升了，受益的多是有钱人，话得事。三十年前红极一时的日本，在经济政策上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禁止农产品进口，使地价急升，飞到天上去。其二是让日圆汇率升值，从三百六十兑一美元升至八十兑一（今天约一百二十兑一）。史坦福一位名教授作过深入研究，两年前发表所得，直指日圆升值对日本经济的祸害。像蒙代尔一样，这位教授支持中国，反对人民币升值。

不容易明白为什么经济学诺贝尔奖十之八九落在美国学者手上，但那里的议员老是认为人民币值上升会改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更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外国坚持要求中国货价上升。说会增加本土的就业机会是浅见。最近见报，中国货的价格在美国是明显地上升了，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中国货的总消费于是上升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我敢十对一打赌，外国施压要人民币再上升必将加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贸易顺差上升的本身不一定会导致人民币值上升，但市场一般是这样看。如此一来，政治施压，市场又施压，人民币要不升很头痛。

不止此也。最头痛的关键，是如果人民币受到压力而再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会继续上升的机会很大。这是因为中国货在外地畅销已有十多年，那里的消费者养成了惯性，这是会促成弹性系数下降的。我们无从知道人民币要升到哪个价位这惯性才会改为有利中国贸易顺差下降的弹性系数。这样，人民币值再上升，中国顺差又再上升，外国加重施压，一重一重地推上去，中国会被迫走上日本的不幸的路。前车可不鉴乎？

只有两个可以改「善」中国贸易顺差（指减少）的途径，肯定有效的。其一是中国大幅施行出口关税。这对中国的工业发展极为不利，但总要比外国大幅提升中国货进口税为佳，因为前者税收由中国获取。其二，最佳的选择，是废除外国货进口中国的关税，或起码大幅减少。废除所有进口关税是妙着，最好的，贸易顺差一定下降，而炎黄子孙可以大享鬼子佬的名牌真货之乐矣。不妨考虑与外国洽商，大家一起取消所有关税，但中国单方面取消所有进口税也是正着，何况这后者潇洒好看，干脆利落，有大国之风。这也是对世界公布：地球一体化，我们不跟你们婆婆妈妈，身先士卒地表演一手，成为天下第一个自由贸易大国。

纵观天下大势，我认为中国取消所有进口税不仅要做，而且迫在眉睫，要尽快做。这是一项肯定可以大幅减低中国贸易顺差的法门，而又因为有那么多的外资要到神州大地下注，我们无需担心取消进口税会对中国目前的外汇进帐有不良影响。说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那么多，要烧也要烧好几天。

取消进口税对中国的工业会有负面影响吗？也不用担心。一个原因是中国货的竞争者绝大部分不是先进之邦的优质名牌，另一个原因是让优质名牌免了关税杀进中国，这些产品会迫使中国提升产品质量，很快的。今天，我绝不担心中国的工业家会那样不争气，见到外来的名牌就心惊胆战，鸣金收兵，躲起来了。

六年前，在某次讲话中，我说如果举世取消关税，全球一体化竞争产出，我会将身家押在炎黄子孙那边去。这类推断我从来不错。

说过多次，反对人民币升值是为了中国的农民。也说过多次，中国农民的生活搞不起，经济增长怎样了不起也没有用。说要改善农民的生活说了几千年，得个「讲」字，但今天是看到曙光了。

近来反对人民币升值有点火气，情难自禁也。可不是因为农民的生活没有改进，或改进得太慢。正相反，大约二○○○年起，中国农民的生活改进得快，上升速度超过我的期望。形势好，是关键时刻，泼冷水愚不可及。左盘算右盘算，我认为这几年农民生活改进的速度，如果再持续十年――从历史看是很短的时日――中国的农民会达到小康。还要鼓励城市的工商业发展。农民生活的改进，是要靠工商业的继续励进带动的。不容易看到农民的生活与城市的人均收入打平，因为后者有大富人家。但农民的人均收入，要达到城市的中等人家水平不苛求。那是小康，大约还需要十年吧。这是以目前农村的发展速度算，也把二○○三年起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速度算进去。

说实话，要一下子大幅提升农民的生活，易过借火。那是拜当年的日本为师，禁止农产品进口。但这样做，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会变得溃不成军，无从再进矣。我反对禁止农产品进口，或抽进口税；我也反对最低工资，反对补贴农业，反对福利经济――因为这些会扼杀农民自力更生的机会。我赞成大事推广农村子弟的知识教育，认为最好鼓励私营的慈善机构办学，赞成在农村推广适用于中国的农业科技，也赞成大学取录学生时，农村子弟的高考成绩不妨让个折头。

我也认为两年前取消农业税是对的。这「取消」协助了在农民大量转到工商业去的情况下，农产品的总量还继续上升：弃置了的农地再被耕耘，雇用全职农工开始盛行，而农作的机械与建设投资，虽然还简陋，是明显地急速上升了。

不要相信农民的生活愈来愈苦，或贫富两极继续分化。就是北京也难以估计流动人口，以户籍人口算农民的人均收入不对，而外国机构的什么分化指数统计，根本不知道中国发生着些什么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与农村之间可能还在加阔，但相对的百分比升幅，这几年农民比市民升得快是没有疑问的。这发展继续，农民的收入早晚会追上城市的居民。

北京目前的统计，是全国农民人口下降至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是以户籍人口算吧。我调查了几个农村（包括河南、江苏、浙江、广东、贵州），图案竟然一样：可工作的农村劳力，十个走了七个。近城市的走得较少，因为容易半农半工。大略地算一下，从总人口看，今天农村的实际人口只有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从劳动人口看，操作农业的大约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过比较深入调查的专家朋友，说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六年前在广州讲话，我说中国操农作的要下降至总劳动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才算及格。这言论给人痛骂，说永远不可能。曾几何时，今天应该是达到了，比我六年前想象的快。今天看，农作劳动人口再下降五个百分点就差不多了。

无可置疑，近两年建筑工人的收入上升得很可观，反映着从农转工的速度缓慢了下来。雇用的农工兴起，而他们的全职收入，目前是略高于工厂的低薪工人。这里要指出一个考虑重点。以低工资从工商业学起，只要勤奋，知识与日俱增，假以时日，其收入的上限有机会高到天上去。换言之，工商业的知识有很大的争取空间，机会有很大的变化，因而收入增长的弹性高。农业可没有这样的际遇。中国的农作知识了不起，但主要是数千年的智慧积累，农村的孩子从小耳闻目染，长大后一般都学满了师。不是说先进的农业科技对中国毫无用处，但地少人多，好些外来的科技没有多大用场。技术上，这些年中国的农业有长进，而以胶布建造温室这几年盛行了。那天我见到农民投资五千，用胶布建一间房子，可养鸡千只，有无限感慨。是新法饲养，而令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户农家拿得出三个五千元。

无论怎样说，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加上农业的本质，农民收入的上升弹性远不及工商业。所以我认为一个年轻力壮的农工收入，只略高于工业的低薪是不够的。这几年农产品的价格比工业产品的价格上升得快，是好现象。假设工业产品之价不变，农产品之价再升一倍至一倍半，加上设备投资与新技术，农民一般可达小康。这样盘算，我的估计是再要大约十年。

漫长的黑洞，中国的农民终于走到尽头，见到光亮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出洞口呢？发神经！说过无数次，农转工，中国的农民起步时是转到我称为接单工厂去。这些工厂的产品没有自己的商标，也没有任何专利，只是有单接单，有版照造，他们的竞争对手不是什么先进之邦，而是越南、印度等工资比中国还要低的地方。人民币升值，大家用美元结算，订单会容易地跑到这些后起的地区去。今天的中国可没有日本当年那样着数，可以让日圆上升一两倍还有竞争力。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佛利民说得清楚：世界大变，不久的将来地球会增加十至二十亿的廉价劳力在国际上竞争。没有看错，这竞争出现了，是地球之幸。我为印度、越南等的兴起感到高兴，而对中国来说，落后之邦有点钱是大吉大利，因为与之贸易可以多赚一点。但让人民币升值是让赛，是轻敌，是未富先骄。

是的，就是农转工到了一个饱和点，北京还不能让人民币升值。原因是要提升农民的收入，我们要让工商业的收入上升。这上升会自然地迫使工业改进产品的质量与引进科技，而这几年中国的研究投资的上升率是世界之冠。人民币不升，中国的接单工业总会有抬头的一天。是的，中国早晚要放弃低下的接单工业，让改革较慢起步的接单去吧。绝对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中国的劳苦大众吃了那么多年苦，今天的形势是他们的血汗换回来的。

五年前说过，人民币强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人民大众吃得苦。人民币升值，对富有的炎黄子孙无疑有利。但劳苦大众呢？难道他们会旅游巴黎喝拉图红酒吗？

上文提到人民币面对两项困境。其一是兑美元上升，外贸以美元结算，弹性系数不协助，中国的外贸顺差不跌反升。这会带来外间再强迫人民币升值，有可能一重一重地逼上去，使中国走上日本当年的不幸的路。其二，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工资，高于跟他们竞争的印度及越南等地，人民币再上升，这几年发展得很有看头的农民生活，会遇到严重的打击。

这里转谈第三项困境。那是这几个月中国的通胀是明显地上升了，到了近于不可以接受的水平。这里我们要冷静下来，思量一下。首先，近来的通胀加剧主要是农产品的价格上升得快。这是好现象。农转工的人数那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是自然的现象，而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升，农民的生活不容易有抬头的一天。然而，普通常识说，农转工的人数多，非农业的物价理应下降才对。但没有，只是上升得少。原则上，中国的物价指数，农产品占三分之一，其价上升一个百分点，其它物价下降半个百分点可以抵销，使通胀率为零。但没有。在目前中国的发展中，通胀年率低于五可以接受，目前是在六至七之间，不好，也不大坏。

大坏而又头痛的，是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按照经济常规，币值上升是会带来通缩的，但没有。以香港为例，近两年港人到大陆消费，物价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强。不是说国内的人也遇到同样的通胀，分析复杂，但可以肯定地说，因为人民币值在国际上升了，国内的通胀率其实不止目前公布的六至七之间。

这就带来一个有趣的经济学问题。币值上升，应该有通缩――读者不妨想象人民币值大幅上升，通缩必至――但为什么上升了百分之十还会有通胀加剧的现象呢？

我的解释有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