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市场经济的商业周期与中国的选择

在过去20多年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共同持续增长，从而给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一种错觉：经济增长中的商业周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所有经济周期理论也似乎全都过时了。只是，全球金融风暴发生，才开始把西方国家实体部门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以至到目前人们才意识到，全球性经济衰退好像突然回来了，过去的商业周期理论并没有过时。

一、全球经济衰退亟需深层理论解释

虽然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已经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风暴此起彼伏，接踵而至的是全球经济衰退。

对于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在现象层面上，目前理论界和业界已达成的共识大致是：（1）美国过度的金融创新与金融自由化是导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2）前些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放松和监管不力，金融市场中道德风险的上升，加剧了金融产品过度杠杆化的破坏程度；（3）随着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化，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财富缩水，消费者信心下降，消费需求骤减；另一方面，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信贷收缩，新增投资来源枯竭；最终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个渠道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衰退。

按照上述现象描述，这场全球性经济衰退的祸根全出在金融体系问题上。现在的问题是：情况果真如此么？

目前来看，虽然这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不及1929－1933年的大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那样惨烈，但显然已经是自上次大危机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泛和最深的一次。从这一点来看，比较这两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同和异，从基本经济理论上梳理这两次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显然是必要的。基于这一考虑，重温1929-1933年大危机后人类经济思想界的一些大师对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的理论反思，似乎不无教益。

在有关经济危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思想遗产中，目前人们较熟悉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理论，而对奥地利学派的传人熊彼特 （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在我看来，在理解目前这场全球经济衰退方面，可能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更发人深思，且更有解释力。

二、经济衰退的理论解释：从凯恩斯到熊彼特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由此，每一次萧条都包括着技术革新的可能。

1929-1933年大危机的爆发，沉重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并迫使西方国家努力反思当时流行的经济理论，希望从中找到大危机的根源以及从萧条中复苏的良方。

在此情况下，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应运而生。凯恩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来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但细读《通论》可以发现，凯恩斯本人所真正关心的，是理论解释，而非政策建议。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旨在从理论上揭示现代市场经济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产生原因，而不是直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过，《通论》的出版，适逢西方世界深陷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不能自拔，它使西方国家决策者们感到发现了一剂走出大危机的“灵丹妙方”。他们纷纷把凯恩斯奉为神明，于是就有了二战后40余年的所谓“凯恩斯革命”。尤其是每当经济衰退和萧条发生时，人们就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凯恩斯那里。凯恩斯理论似乎成了经济学家和财经评论员们观察经济世界的隐形眼镜。

与凯恩斯不同，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则从另一个视角对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衰退提供了解释。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市场经济本身禀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而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其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

在纯理论模式中，熊彼特假定，企业家的创新是一个独立的内生因素，是造成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呈现周期性波动的根本动因。在“创新”之前，经济体系处于静态均衡。企业家为获取超额利润而不断创新，进行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重新组合。

熊彼特提出，当创新浪潮出现时，社会对银行信用以及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会扩大，从而引起经济高涨。依照这一思路，企业家的成批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企业家会竞相推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法，从而导致经济繁荣。然而，新产品的出现和竞争加剧，也会使商品价格趋于下跌，企业的盈利机会减少。接着，银行信用收缩。最后，经济体系从繁荣转入衰退，如此循环往复。

按照熊彼特的理论，当商业周期从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被淘汰出局而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当一些新的企业家重新开始“创新”，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由此，每一次萧条都包括着技术革新的可能。反过来看，如果没有新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机会，市场也很难从萧条中复苏，或者复苏过程将会很长。

根据上述商业周期的纯理论推论，熊彼特又提出了商业周期“四阶段论”的现实模式，即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熊彼特还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论述，提出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商业周期的论点，分别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基钦周期，时间大致分别为60年、10年和40个月。

首先，根据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从18世纪80年代到1842年的产业革命发展时期，其中纺织工业的“创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2）从1842年到1897年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其特征是以蒸汽机成为主要动力机，机器化大生产得到普及；（3）从1897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

熊彼特还提出，从历史上看，每一个长周期中有6个中周期和18个短周期，而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在这种由企业家群体创新所推动的商业周期循环往复的过程中，现代经济增长是沿着“创造性地破坏”这一路径演进的，即毁灭过去的工业和消费模式而转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三、从科技创新浪潮与经济波动看当前全球经济衰退

从商业周期理论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经济衰退有其内在必然性。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实则是一场延迟发生的衰退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实际发生了而已。

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是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包括马克思）对现代市场经济周期性繁荣现象的理论解释而提出来的，显然带着对1929至1933年大危机理论的反思痕迹。今天看来，熊彼特的一些极端提法（如“创造性地破坏”）在“信息化的理性社会”中有些言过其辞，但是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似乎更能启迪人们把握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及未来走势。

从商业周期理论视角来看待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就会发现，当前全球经济衰退有其内在必然性。因为，无论是根据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还是从朱格拉中周期预言来审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演变过程，这场衰退早就应该发生了，只不过是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与网络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互动过程中，由于美联储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华尔街和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中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以及国际资本的跨国快速流动等因素而推迟了下来。

事实上，西方国家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的内在潜势早在20世纪末已经显得乏力，但由于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和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沉醉在虚拟金融资产膨胀所造成的持续繁荣迷梦中。直到次贷危机所引致的金融资产泡沫破灭，随之而来的是金融资产的去杠杆化和实体部门的衰退，这时人们才如梦初醒。

由此看来，200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负增长，实则是一场延迟发生的衰退在金融风暴冲击下实际发生了而已。对于这一判断，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具体解释：

首先，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的视角来看，人们在历经纺织工业的创新周期，蒸汽机、钢铁或铁路化时代以及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由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时代。这一波经济增长又可以被称作为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增长。

到20世纪末叶，由“第三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全球经济增长已是强弩之末，因而即使从朱格拉中周期来判断，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早在七八年前就应该有一次商业衰退的调整了。

然而，自从1990年7月至1991年3月美国短暂的经济下滑以来，到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西方发达国家迄今却有了18年的增长。如果不计1990-1991年的轻微衰退和2001年美国宏观经济增速的短期下滑，自1979至198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到2008年以来的这次经济衰退，整个西方世界已经保持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这是一种很少见，甚至可以说有点“反常”的历史现象。然而，到21世纪开始，发达国家的经济则显露了进一步增长乏力的征兆，以至于在2001年美国经济曾出现了经济增速下滑至近乎于零的短期现象。当时，为了避免衰退，美联储接连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譬如，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连续13次下调，从6.5%下调到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些措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延缓了衰退。这些宏观政策的结果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房价上升，资产价格也随之膨胀。同时，美国银行业在住房按揭贷款上进行了各种金融产品的创新，并发行了大量消费信贷。金融衍生品不断“创新”，又造成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让大多数美国人沉迷于个人资产财富迅速膨胀的幻象之中。这反过来又刺激了人们举债消费的需求。结果，过去近20年，美国实际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平均高达3.5%。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延缓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的时间表。

其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信息和IT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以至于到21世纪初，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制造业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分工之中，同时金融体系全球化进程也随着IT网络的迅猛发展而加速进行。在这种全球分工体系中，美国凭借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以及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科技领先地位，一方面在国内制造资产财富膨胀的幻象，另一方面则依靠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体系中的优越地位大量进口来自东亚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廉价商品,结果导致美国的经常性账户多年来的大量逆差。在此格局中，石油输出国的巨额美元以及东亚经济体由于巨额贸易顺差所积累下来的大量美元又返流入美国，填补了美国国内多年来高消费、低储蓄的缺口，支撑了美国近些年来金融部门繁荣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这事实上也延缓了21世纪初就应该发生的经济衰退。

最后，过去20多年中由美国金融资产膨胀所推动的经济“虚拟增长”时期，又适逢中国改革开放后实体部门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20多年的全球化大潮中，大量外资和制造业新技术流入中国，加上低成本劳动力这一要素禀赋，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自然形成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又与前几年美国金融市场的虚拟繁荣和资产泡沫化形成互补，使得美国人一方面能够在虚拟经济部门繁荣的条件下享受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又可依靠国际资金的大量流入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对美国经济政府支出和大企业融资短缺所可能产生的制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印度、东南亚各国以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得益于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引进（这在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意义中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大范围的科技“创新”）而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这又反过来弥补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后期实体部门的增长动力衰减问题，从而也在整体上延缓了处在全球化分工链条另一端的西方发达国家中早就该发生的经济衰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又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创新”的“第二波创新者”（新科技在这些国家的运用）或者说“接棒者”。结果，在过去20多年全球化加速进行的过程中，东西方国家的经济共同持续增长，从而给当今世界大多数人一种错觉：经济增长中的商业周期问题已经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