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改革三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主讲人：陈志武

评议人：茅于轼 盛洪 张曙光 韩朝华 杨其静

盛洪：大家好，谢谢大家来参加双周论坛，时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我们利用这个两周一次的机会搞一个叫做“改革三十年”的系列论坛。我们主要是请天则所的理事和学术委员来做演讲，主要内容就是围绕这个主题。之前已经有吴敬琏，樊纲和周其仁做了演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现在是我们天则所的学术委员，同时他是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陈教授主要的研究经济学，尤其侧重在金融领域，同时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呵国有企业很有研究。今天陈教授的演讲题目叫做改革三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具体的内容就不猜测了，但是一定非常精彩，现在就请陈志武教授来做演讲，有请。

陈志武：谢谢盛教授，茅教授和王教授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来天则所已经好几次，对天则所非常欣赏。天则所这些年对中国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方方面面的发展贡献非常大，我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做天则所的学术委员，希望以后能够继续为天则多做一些事。今天本来我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在我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模式和路径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之前，我会先花几分钟谈一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理解上面有哪些方面内容是我认为不应该包括的。

我们之前讲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针对政府管制来讲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市场化远不止如此，而是包括方方面面。因为整个社会能够根据家庭的血缘关系，友情关系所能实现的经济交易在过去三十年中迅速被市场行为所取代。在座的有些朋友也知道我对社会变迁的问题也比较感兴趣，跟盛教授的兴趣有重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在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会发现，政府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甚至在价格确定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小，更重要的变化是家庭和友情网络所起到的促进交易的作用迅速削弱，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网的组织和市场之前的替代作用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更多的由家庭，家族能够实现的交易功能，保险功能，保障功能，互助的功能正在被市场化，货币化所带来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所取代。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有一天我在看一场奥运的网球比赛时在门口排队，听到后面一个人在打电话，大概是打给沈阳的一位朋友张三，说有朋友李四要去沈阳旅游，问张三有没有住的地方接待，他说你们阴面的地方不是还有地方住吗，我听了在想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原本能够由友情来实现的经济功能被市场所取代的同时，还是有很多人以非市场的交易形式来进行。但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为了让自己更舒服，我还是会住酒店，不会想到让朋友找地方接待一家人，还要陪玩，我们觉得不自在，对方也不自在。

按照原来的习惯，在外是要靠朋友的，我有一位亲戚在军队里面，他如果知道我们去哪旅游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你们在哪里，我找人来接待你们。”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南京军区的一位军官了，很多地方对口的军队的招待所和车辆他都可以给安排，但是我们夫妻俩相对更“市场化”，我们更喜欢花钱住酒店，因为友情网络安排的经济交易不是“免费的午餐”，以前我们不好意思回绝他的战友做的准备和安排，但安排的午餐和晚餐一般都会喝酒，会很伤身体，而且这些人情也是要还的，所以说以非市场化的形式进行的交易表面看节省了很多钱，但实际上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很大的。总而言之虽然这种友情为基础存在的交易还存在，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喜欢依赖这种网络。我岳父母有时去外地旅游我也会给他们安排酒店，开始的时候他们会不太高兴，但后来慢慢的也就接受了，我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做的。

类似的，现在的出租车和搬家行业的功能，也是很典型的能够通过以往的友情为基础的交易来实现的。出租车行业和搬家行业就是之前友情为基础的交易功能的市场化的取代形式。我和盛教授讨论比较多的还有保险和银行的信贷的功能也是这种形式。这样的发展结果一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庞大的金融行业，也对家庭的结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反馈回来对中国的价值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经济学方面讨论的时候很少去关注这方面影响，但实际上这些影响的意义是很大的。接下来我主要讲一下过去三十年经济方面和宪政改革方面所沿用的渐进式的做法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有哪一些，我们之前的改革一直强调的是国有制，不去碰她，不明确说要私有化但实际上做一些私有化，大家都不能直说，以这种方式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路径的缺点有哪些。

前些日子我一个朋友问了我这样几个问题，我觉得问的这几个问题对我启发也蛮大，一个问题是说今年上半半年中国上半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11.4%，很多人就开始着急，觉得如果如果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到9%以下的话可能会在就业，收入增长，社会稳定方面带来比较大的挑战。我们会想，即使降到9%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高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大家会觉得9%以下危机就要发生了？这个问题提的很好，相比美国或其他私有制国家，如果有5%的增长速度就会觉得很快，在中国会是一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要有9%的增长速度才会解决600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第三个问题，一直都说中国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几十年只要投资而不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国家投资增长以后生产能力不断扩张，但如果没有人来消费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怎么可能长久的维持下去？这是比较好回答的，中国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的话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持续不了三十年甚至十年。生产这么多东西往哪里去卖？这些问题都是比较通俗的问题，但都是蛮切要点的。今天我先讲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在我国9%以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比较慢呢，在我们与西方经济体进行比较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把中国的GDP增长速度除以二，或是在1.8%左右。简单说道理是这样的，我们经济学里讲家庭里面可供消费的收入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劳动收入，一个是生产性资产增值所能带来的收入。也就是财富投资所能带来的收入。这是一个正常的私有制国家的消费家庭的收入来源，换句话说也是人民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的途径。但在中国，第二个渠道基本是被封了的，因为在国有制下，主要的生产资料比如国有土地，国有企业，矿藏资源，包括非经营性的医院，大学、楼房、机场这些资产随着中国GDP的增长也会增值，但这些非产性资产的增值在国有制，公有制的安排下，不能体现到家庭的消费预算的公式里面，所以在中国公有制下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只剩下劳动收入的增加这一种渠道，而不能同时靠资产升值带来的收入增长，相比之下私有制下的西方经济体第二个渠道照样是存在的。所以两方面对经济增长是同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在我国，劳动收入必须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才可以和英美的经济增长速度做一个对比。否则是没有可比性的。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为什么GDP增长速度很快，但为什么消费增长速度很慢，接下来的这个图反应的是1995年为起点到07年三个群体，在过去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最多？哪一个群体得到的好处相对来说最少？

以1995年为起点，看各组收入累计增长的结果。最上面的线代表政府收入，中间线代表城镇居民，下面的线代表农民

一个是政府的财政税收（不包括土地使用权出售，也不包括预算外收入，只包括税收和各种费的收入）第二个群体是城镇居民，第三个群体是农民。如果我们以95年税制改革后为一个起点，那么把三个群体在95年的收入水平normalize（标准化）到一百，然后每年的增长做一个累计的计算，国家财政税收总体上是翻了5.7倍，特别是在过去两年速度大大加快。城镇居民的累计增长情况在过去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倍左右，农民的收入大概增长了1.2倍左右，年均的收入增长速度来看，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6，城镇军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是6%，年均GDP的增长速度是10.2%，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12年只有政府的财政增长速度是超过GDP的增长速度的。农民则只有GDP增速的一半左右。到去年，三部分总的收入相加，政府的收入大概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城镇居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总和占三分之二。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怎样将经济学家关心的经济术语怎样以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做一个转换，为了形象回答财政收入增长，政府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改了度量的角度，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来作为度量的单位。把国家一年的财政税收除以一个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了支持国家的财政税收，大概需要多少普通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首先给大家看乾隆时期的情况，然后与07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做一个比较。1766年为康乾盛世时期，乾隆朝廷一年的税收是4937万两银子，按照当时北京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24两银子，这样折算的话，乾隆朝廷一年4937万两银子，等于是205万个北京普通工匠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可以供养乾隆的开支。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5万亿美元，这2.5万亿美元，相当于8500万美国人去年一年的收入。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政府过去三十年财政规模变化的情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图２：国家财政税收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在1978年时，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亿三千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随着八十年代市场化、城市化，民营化的发展，个体户有了经营的空间，这十几年间，到1995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规模达到了最小。当时财政收入是一亿五千万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把征税的权利下放到各个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只要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地区政府可以新的税种，或者是调整已有的税种的税率。2007年， 5万1千亿人民币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不管是与78年做一个对比还是与美国联邦政府或乾隆时期相比，即使不考虑国有企业和资产增值的收入，仅仅靠显性的财政税收收入来看，现在中国政府的规模确实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政府规模都要大的。

图3：国家财政税收除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用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来作为参照系数，在去年这个数字是12.3亿农民的纯收入。看完这个数字很多朋友会说，所有农民加在一起也没有12亿，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是一个总共的蛋糕怎么分的问题，是说8亿农民的收入比政府少很多。在这里不是要求13亿农民放弃他们的开支，去支持政府的开支，而是说我们把整个国家的收入看成一个整数，然后在三个群体中怎么分配。回头来看78年的时候全能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在那之后，这个数据直线上升。

回到开始的问题，民主宪政的发展改革及其他权力的制约问题，很多人说是知识分子或民运分子的抽象诉求，与老百姓的生存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民主宪政的制度总体上最近两百年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发展比较好，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跟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离不开的，这两种工具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需要有一个制衡，老百姓将钱交给政府的官员以后，需要对他们进行监督，最后汇总起来的钱怎么样花，花在哪里，都是涉及到很实际的问题。比较实际的例子是，乾隆时期政府权力再怎么没有限制，但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和损害是很有限的，顶多就是把205万北京民工的收入挥霍掉，而现在就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最极端的情况是十二亿三千万人民的收入被挥霍。这个权力制衡和权力架构的重要性就不再是抽象的术语而是关乎群众腰包的问题。

另外我想讲最近关于新左，新右，老左，老右的争论时，讨论到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在没有可靠的法制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是照样很高吗，所以有人讲民主宪政和经济发展没有任何的关系，有些文章讲到了一些原因我就不重复了，我想要强调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主宪政的发展已经是不可逆的了，因为越来越多的钱集中在政府手上，如果这方面缺乏制约，带来的问题会不可收拾。

刚才讲到的是收入在政府，民众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分配是怎么样的一个图景，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在存量方面，也就是资产结构方面大致的配置情况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