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e Benham：交换成本和对管制的反应

评议人：聂辉华 周跃东 刘业进 周业安 姚洋 茅于轼 盛洪

盛洪：今天的主讲人Lee Benham是科斯研究所的所长。在中国，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都会比较熟悉科斯。所以提到科斯研究所大家就会想，这可能是研究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所。天则非常有幸拥有和科斯研究所相近的特性，都是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所以我们和科斯还是有很多关系的。我们很早就开始科斯教授的贡献，80年代末我们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科斯教授的论文集。大概90年翻译版本面市了。我们想给科斯寄去，但是邮费对于我们过于昂贵。正好樊纲要去美国，我就委托他带过去把书递给科斯教授。后来他就去了。当年年底，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科斯教授获得诺贝尔奖，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在茅老师家里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为此兴奋不已。93、94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和科斯教授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每个礼拜和他讨论一次问题。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科斯教授是个英国绅士，举止文雅鹤发童颜。

中午我和Benham夫人聊了一会儿，她告诉了我研究所名字的来历。他们2000年去了芝加哥，找到科斯希望他能把名字贡献给这个研究所。科斯比较低调不太愿意，他们就下定决心在那里租了房住下来，磨了三天最后科斯答应了。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故事，我也很钦佩他们的执着精神。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有请Lee Benham教授做演讲，题目是。

Lee Benham：各位好，很高兴来到天则。不好意思，我不大会说中文。我和Alexandra两个人从新加坡到上海现在来到北京，寻找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的年轻人，希望可以一起切磋。我们的目标是降低世界各国的学者合作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成本，同时在各个地方建立小组进行学术研究。所谓制度就是交易的规则，包括正式、非正式的规则以规则的运行。我们主要探讨的是经济变化，但是我们对变化的原理知之甚少。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我们需要研究经济中的个体在面对变化时的行为。中国现在处于很大的制度变革之中，很少有人能有机会经历和研究这样的历史性的事件。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工具。今天我想讲两个方面，更好的衡量措施和对于管制的反应。今天要讲的内容包括交换成本，衡量在不同国家注册公司所需成本，对于管制的不同反应，还有中国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

交易是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我们上学、出门、办事等等都需要面对交易成本。我们想知道交易成本有多大，哪个是最高的，谁付出了更多或者更少，以及采取改革措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为了讨论这些，我们需要更加先进的衡量工具。这是最早的显微镜。显微镜改变了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一个更好的显微镜，让我们更好地观察个体在经济中如如何做出选择。我们发展出的一个新的衡量工具，即交换成本。这里所说的交换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包括金钱、时间和商品这些资源。i代表个体的特征，j代表要达到的目标，k代表某种交易的方式，m代表交易发生所在的某种体制背景。这个公式衡量的人们在经历某此交易时发生的实际成本。我们举个例子，看看正式成立一家公司需要多少成本。我们如何衡量这个成本。首先你得向政府有关部门支付费用以注册公司，还得考虑企业家花费在注册上的时间，以及为了使得注册顺利而产生的支出。我们想得出的是一个决策的总的机会成本。这不仅仅是你支付的价钱，还包括其它的成本。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衡量成本，公司规模、企业家的性别、国籍以及之前的经历。我有关于在巴西和秘鲁分别注册公司的对比图。图中红色代表时间成本，蓝色柱状图代表总成本。在巴西，33％的样本需要支付少于150美元，70％的样本支付的是400美元。另外，这是在两周内安装一台电话机的成本。阿根廷的成本算是最高的，需要6000美元。马来西亚则很低，只需要130美元。在阿根廷的成本是在马来西亚的46倍。下面是水运的例子，当货物到港之后，需要有关证件才能卸货。在坦桑尼亚获得整个证件的时间成本是14天，在新加坡只需15分钟，最高比最低是1344倍。所以在新加坡有很多船在港口等着卸货，因为这里效率很高坦桑尼亚效率很低。交换成本的差异是十分普遍的，而且它们在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都可能会有差异。这些在新的系统下算出的成本是用了视角更窄的显微镜测量出来的。这不是衡量交易成本的唯一工具，它像GNP和价格指数一样是比较随意的，我们的研究需要从概念转移到衡量上来。

为什么这个公式有用？它能够帮助企业家了解实际的成本，把信息传递给公民和官方机构，让整个过程更加透明，减少官方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鼓励自由竞争，衡量改革效果，随着时间的发展监控整个系统的变化。为什么中国和这个研究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现在中国农业人口很多，而政府不希望他们都涌入城市。一个解决方案是降低农村的交易成本，使之更加有竞争性。在欧洲，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间可以展开竞争，而且也不仅限于农业。实际上，目前中国农村的交易成本要比城市高很多。

我们需要衡量的对象是什么呢？就像我们有了显微镜，我们用它观察什么呢？世界很大而我们仅仅可见一斑。我们需要知道政策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此我们就知道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了。我们要知道个人和系统会对管制变化有何反应，这些反应往往纬度很多。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分别计算出每个纬度的变化。

接下来，我们要讲管制以及管制对于系统的影响。交易规则――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形成了一个系统。改变一方面的规则会影响这个系统其它方面的运作。这种适应的形式依赖于当地的情况，包括历史、利益集团以及不同的选择权。我向你们推荐一本书《新制度经济学手册》，作者是Menard和Shirley，比较贵但也许买得到。举一个简单的管制方面的例子――价格控制。我们把一个商品的价格提高一倍，这时人们会寻找这个商品的替代品。所以最后达到均衡状态的时候，产品发生变化了。如果政府调高机票价格，我们可以有美味的汉堡和舒服的座椅。如果政府把市场价格定得太低，有可能出现以货易货的现象。垂直整合，意即公司兼并或收购另一家公司。还有家庭治理生产以及个人化交易。还有其它的变化，包括治理、契约关系的变化以及市场组织。一个制度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系统运作，所以管制可能导致新的均衡。还有一些非法领域的反应，包括地下经济、强迫、法治机构外的组织、以及歧视和腐败。一项管制可能会引发另一个管制。管制会导致一些长期利益集团的产生。我们没办法预期所有这些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管制会导致一些变化。尼泊尔和印度就是否接受自由贸易投票。会有什么结果？在这个例子中，非正式的社会习惯没有改变。官方看起来觉得是自由贸易了，但实际上什么变化都没发生。现在举的例子是在孟加拉国注册公司并取得经营许可证，所需的时间是146天, 总的机会成本是4231到5825美元。5825美元是当地人均国民收入的14.2倍。世界银行当时估计得出的注册成立新公司的成本是272美元。这个例子说明，往往产生了多大的交易成本这在官方的数字中是很难反映出来的。需要走到交易中的人身边问他们到底花费了多少时间还有其它方面的资源。为什么在孟加拉花费这么多？因为需要取得一些许可证才能进口纺织品。另外实际上的国内价格高进口品价格低，所以需要施加关税来维持价格平衡。管制变化很快，人们需要适应它。由于政府官员会获利，他们会把这个过程进行下去。

我们让农大大四的实习生调查了一下，看到了转手公寓的成本。我们要寻找交易成本不一样的情况，我们研究这些不同导致的结果和影响。转手公寓的价格在不同城市和其它不同情况下有差别。公寓的价格有差异，市场的运行方式也有差异。一旦你观察到了这些结果，你就会追寻导致这个结果的特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交易成本是由哪些因素产生的。最难的部分是研究规则的变化。我们发现差异后，要将其放到框架中。我们要弄清楚，随着时间的变化其运行机制。我们需要理解某些规则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很简单的例子，也可能对大的体系很有启发。你不必研究整个系统，只需研究系统一小部分，然后把这个和大的问题联系起来。我们研究农业生产、污染等问题的时候，我们研究其成功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研究城市，将城市之间加以对比，然后分析为什么一个政策在这个城市适用而另一个城市没用。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通常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例子。对于我们的学业、职业以及中国的发展，都将有很大的启示。科斯的学生问他，你是怎么得到这个想法的。科斯说当时我没得选择，我是被告知要研究效用这一领域的。他说到处都有黄金，我们只需弯下腰捡起来。这时，教室里所有学生都低头看地上有没有黄金。尽管我们没有科斯那样敏锐的视角，但是我们只要打开自己的思路，观察事物是如何各自运转的，然后思考如何系统地研究，我们就能有杰出的表现。我有许多例子可以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网站是www.coase.org ，上面有关于我们的信息。再次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对我的邀请，我的演讲就到这里。我盼望读到你们的论著也希望认识你们。

盛洪：感谢Lee Benham教授，交易费用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的概念，但是我们还只是将其作为理论性的概念来使用。教授刚才是想把交易费用作为一个衡量工具来解释具体的现象，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效率。而且科斯教授的方法也有所被提及。科斯教授是一个讲究事实的人，他反对黑板经济学。好的，有请我们的评议人。

周业安：交易和成本和市场价格有没有联系？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政府前一段时间说要征收重税。但是征了税以后房价就真的不会攀升了吗？

聂辉华：我想问两个问题，Benham教授说交易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我们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就是要理解制度的作用。如果把这个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成本的更完备的理解，但是无法把制度这个概念单独分离开来。我怀疑这会回到科斯以前的时代。我的第二个问题是，Benham教授也同意regulation是一个博弈，那么我们必须知道双方的反应是什么。Benham讲了很多个人和利益集团的反应，但是却没有讲政府面对这些反应自身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周跃东：我们在微观经济学中有边际利益（Marginal Benefit）的概念，到后来新古典将其抽象以后就用边际收益（Marginal Return）这个概念了。它把机会成本里的各种利益抽象成可以用货币价值来表现的东西了。Benham教授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把纬度扩展了，我觉得对交易费用走向实际衡量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讨论新古典的价格和数量以外，还有其它的选择。这些其它的选择带来的纬度变化对整个交易费用应该是有积极影响的。利用这个概念教授讲了三个层面：国家、个人和市场。我个人认为这个分析属于探索性的，交易费用是什么，目前理论上还是难题。有人将其概括为外生的也有说是内生。不同的交易费用对于经济增长和个人行为的选择甚至对于价格和数量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现实当中的交易费用包括哪些，哪些是企业面临的，哪些是私人的，哪些是国家的？回答这些挺难的。

我的第二问题是关于管制的。教授说一个管制政策会带来各种市场反应行为，这些行为一般是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忽略的讨论，比如替代、纵向一体化、激励等等。而且在他文章也比较了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试图找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逻辑。把所有的反应行为归到一块儿，看看新制度经济学能够解决哪些问题，这可能是正统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刚才辉华已经提到了，拉丰在新管制理论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利用不完全信息的一些工具，试图从制度层面来分析一些问题。这个文章不是正规的论文，只是一个讨论稿。所以它利用一个宽泛的集合，把所有的内容归纳起来分析一个例子。

我提的两个问题都和管制有关系。我提到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的各种各样的反应行为，有产品反应、消费者关于制度环境的反应、规则的反应。这些反应是否有内在一致的解说方向。教授所解释的内容有些是涉及到交易双方集合范围的扩大，有些是涉及到交易行为激励的改变，有些是制度环境的变化，有些是规则的变化。是不是有一个一致框架，然后我们在这个框架里解释不同的落脚点。第二个问题，在路径依赖中，管制改变了规则，从而交易双方在新的规则下形成了新的选择。在我看来，管制是政府强制性的微观干预。它可能更主要受政治周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