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

*本文根据作者于2005年1月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广言厅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并根据编辑的建议加上注释与参考文献。分节号为编者所加。

提要：经济社会学，特别是其中的制度学派，在美国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为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经济面临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视角。从宏观制度的层面来看，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以及资本跨国界的自由流动，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制造出四个结构性条件，即出口严重倚赖美国市场、资源与能源利用的严重非经济性、GDP 严重倚赖出口，以及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实现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出现美元危机，都有可能使中国面临出现经济泡沫并由此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全球化；中国发展模式；结构性风险

以制度学派的视角，关注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基于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在近期和远期的互动，是构成本文的一个动因。本文的主要思路是：首先，简要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的变化，然后应用经济社会学理论来讨论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其次，介绍两个西方社会科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的理论，然后从这两个理论出发来分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第三，简单讨论中国历史和世界史的同时代性问题，力图在理解全球化的同时对中国经济本身给予一个具体的定位；最后，分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一

9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有以下特征：第一、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边界开始变得更为模糊。目前美国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存在一个跨学科融合的趋势，这与美国社会科学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大多数现实问题，比如全球化、贫困、移民、环境、性别、民族主义以及少数团体问题，都有跨学科的性质。跨学科研究的结果是原有的一些传统学科纷纷向其他领域迈进。在这种情形下有人问：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家到底应该关注什么？这个问题在9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曾经引起过一场大辩论。第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问卷调查已经是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方法了。随着冷战的结束，一系列新问题诸如民族主义、文化和认同等成为了研究的新热点。传统的方法在这些领域有局限，因此美国新一代的研究生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来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像田野工作、深度访谈等。这类方法直接与研究对象有互动，与传统意义上的问卷法有明显的区别。与此同时，从80年代就已经兴起的比较历史法、文化转向、符号分析等研究方法也更加兴旺发达。第三、社会学帝国主义倾向。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各位同仁耳熟能详。实际上社会学同样存在因研究领域不断延伸而导致的“帝国主义”倾向。只要有一种社会现象，一般就会产生那门社会学，比如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等。但是和经济学相比，社会学比较松散。经济学学者接受同样的训练，运用同样的理论预设，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科的建构就比较容易。而在90年代的大辩论中，社会学的整合成了许多社会学者共同担心的问题。第四、日益关注现实生活的趋向。在90年代的大辩论中有三派，第一派为理论派，主张仍然注重过去那种象牙塔里的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特点之类的问题；第二派为方法派，即侧重在定量分析中使用艰深的数学统计学工具；第三派为改革派，其特点是走出象牙塔，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现在美国社会学刊物上关于重大现实题材的文章越来越多。有人甚至提出公共社会学的概念，即关于公共事务的社会学分析。不久前，公共社会学甚至成为一次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主题。

在这样一个跨学科、重视现实问题，各学科都在为自己争夺一席生存之地的时代，社会学到底是什么？回答是：我们不能再以传统的因变量或研究对象来区分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同样也不能依赖研究方法来区分，社会学的特质可能到了最后只剩下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与经济学、政治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经济学本质上关注的是效益问题；政治学侧重的是利益问题；而社会学则专注于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或关系的问题，它从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中解释因变量。从这层意义上，现在的社会学研究早已打破传统意义上以因变量和方法来界定社会学的局面，它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然后使用一种社会学的观点来进行分析。

二

下面我简单地讨论一下经济社会学里的制度学派。现代经济社会学渊源于格兰诺维特1985年关于“嵌入性”的论述，又经过其主要倡导者斯威德伯格的大力推动，成为90年代不断发展的社会学分支（Granovetter ，1985；Swedberg，1991；Smelser ，&Swedberg，1994；Granove2tter &Swedberg，2001；Swedberg，2003；斯威德伯格，2003）。

格兰诺维特之所以被奉为经济社会学的鼻祖，有人认为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以网络分析为基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的经济社会学家，特别是信奉其他理论的学者却一致公认，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引入了以网络为基础的解释，而是在于提出了嵌入的概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用理性人的理论预设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是一个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与社会日益分离的子系统，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对经济子系统独有的运作规律进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在经济学的分析中，理性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被认为会日益淡化，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而格兰诺维特认为事实正好相反，随着现代化、产业化过程的发展，影响经济活动的社会因素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他提出的嵌入概念明确指出，所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或者资本主义经济都嵌入在现行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个概念为所有研究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家提供了一把大伞（林南先生的比喻），大家可以从这个概念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嵌入的方式。经济生活既可以嵌入在网络里，也可以嵌入在制度里，更可以嵌入在文化环境中。

这个特别有力的分析概念在本质上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学的思维方式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同时也给经济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

目前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分支：网络、制度和文化。因为国内的同行都比较熟悉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研究，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绍一下制度学派的来源和基本特点。经济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来源于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中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是组织的同构，也就是为什么组织会有相似的结构。为解决这一问题，组织理论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组织领域内存在一系列制度化的机制：第一，从事相似功能的组织的互动开始增加；第二，这个领域内产生了一种等级制度；第三，领域之间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指出的是，同构机制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强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通过法规对一个产业领域里的所有组织进行限制。第二种是模仿，这种模仿指的是一种制度化的模仿行为，它不同于在竞争压力下的模仿。后者指的是组织间竞相模仿某个成功的模式的组织行为。而制度化的模仿指的是在面对强烈的不确定性时，组织在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期的情况下，把遵循常规作为一种选择。第三种是规范，主要发生在专业化的领域内。它指进入某个专门领域时组织面临的一些具备条件，这些条件是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规范性的力量被制度化以后，这个领域就产生了同构。这些是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理论。它与经济学的通过理性行为来解释经济现象的思路针锋相对，因为同构机制无法用理性行为来解释（Meyer &Rowen ，1977；DiMaggio &Powell，1983；Powell &Dimaggio ，1991）。

制度学派在80年代中期由组织理论向经济社会学转变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是伯克利分校文化社会学家斯威德勒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论。她认为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工具箱，不仅蕴含了一般的价值体系，而且包括了所谓的理性的行为。基于这个观点，许多被经济学奉为理性的经济行为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比如，新古典经济学把消费者的个人选择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然而从文化工具箱理论看来，这种选择只是欧美文化的一种现象而已，是市场经济在欧美文化内成长的过程中被这种文化所界定的一种理性分析的概念。许多被认为是所谓纯理性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文化的构架，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打开了一扇社会学对理性行为进行分析的大门。从此，社会学家可以承认理性行为，但是可以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解释理性行为的起源。这个大的改变打破了以前根据因变量划界来进行学科定位的局面。原来对经济题材基本上不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开始放松对理性行为研究的自我约束，正式进入传统上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分析领域。这样就给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Swidler ，1986；DiMaggio，1994）。第二、普林斯顿大学的迪马基奥提出代理人与利益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早期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基本上有意排除代理与利益等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概念。因此，制度学派受到很多的批评。把代理与利益正式介绍进制度分析的框架后，制度化过程中的政治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分析对象。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大地强化了制度学派的解释力（DiMaggio，1988）。第三，把传统的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发展到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学派的主要人物是伯克利的弗雷格斯坦。

他在80年代研究美国企业近百年治理模式演变的过程中，通过揭示反垄断法的变迁对美国企业构架市场控制模式的影响，突出地强调了国家对经济治理的作用。由此，市场结构成为美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对象。这从根本上超越了原来组织理论的分析层面。组织理论时代的制度学派倾向于从组织集群的角度解释同构现象；而到了经济社会学时期，国家或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作为外在的力量向组织施加的重大影响成为经济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纳入国家的概念就离不开政治因素，这个分析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把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嫁接了起来（Fligstein ，1990）。

90年代以来，制度学派沿着当初的三个方向进入经济社会学：第一，从组织理论中的强制机制出发，经济社会学如今着重研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制约（Campbell at el.，1990；Carruthers，1996；Fligstein ，1990；Dobbin，1994；Gao ，1997、2001；Roy ，1997）。第二，从模仿机制出发，经济社会学着重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早在组织理论时期，制度学派的认知部分就被认为是该学派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到了经济社会学时代，认知部分成为制度学派关注的重要研究对象（Dobbin，1994；Hall，1989；Gao ，1997；Babb，2001）。第三，专业化部分集中研究卡特尔和专业行会协会对单个企业经济行为的约束（Campbell et al.，1990；Gao ，2004）。所谓卡特尔是多个生产者在同一产品的生产中缔结的组织，以维护最低竞争价格，防止恶性竞争。在欧洲和日本卡特尔的作用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反垄断法不允许它的出现。

经济社会学里的制度学派有以下基本特点。第一，明确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批判对象，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以理性选择和供求理论为基础解释经济行为的学术范式；第二，出现大量的以宏观的、历史的、定性的方法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成果；第三，与其他制度学派，例如制度经济学、历史制度学派，进行频繁对话，已经形成跨学科的影响（Hall &Soskice，2001；Hollingsworth &Boyer，1997；Kitscheltetal.，1999）；第四，由于放松了对经济理性研究的约束，制度学派正式进入了传统意义上属于经济学范畴的分析领域，从而可以对像市场、金融、货币，以及全球化这样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发言。承认经济理性又强调社会因素的学术视角使经济社会学家更有条件从理论的角度去解释社会现实。

三

下面我进入今天的主题“，全球化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