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货币升值的后果――一个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

张曙光：今天天则所召开第308次双周，主要是由张斌来讲，题目是“货币升值的后果――一个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咱们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事情从去年7月21号到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最近有个比较明显的事情就是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加大了，最大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这个做法我觉得是一个进步，当然这后边可能有它的政治背景。汇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来北京问我说胡锦涛总书记访美和布什谈起汇率问题来，怎么应对才好？我说名义上浮动的幅度扩大了，但是实际上并不见得能达到那么多，因为从咱们的历史经验来看，在1%之前，还没有达到千分之三。目前由于外汇储备超过日本，又成为一个热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还是既有现实意义，又是一个理论上的讨论，还是很有意思的。下面我们来请张斌来主讲。

张斌:谢谢天则所提供这个机会。我主要介绍一下汇率调整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主要讲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过去对人民币汇率研究的一些回顾，第二部分就进入了模型部分，先介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当中跟汇率相关的一些密切联系的特征事实，然后接下来讲下货币升值可能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最后因为最终目的是政策导向型的，所以我没有像一般模型那样去讲理论方面的东西，更多的是从政府的意义上来看一下这个研究对人民币汇改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

先介绍一下国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我这列的主要是近些年的，UBS的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出过一本《人民币汇率完全手册》，这在西方世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现在已经做到第三个版本了，在2004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引起美国政府更多关注的是时候，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加入了，代表性的是Goldstein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再往后就是2005年Frankel，他在美国国际金融学界算是德高望重了，到他的时候可以说研究进一步加强了，再往后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Blanchard(MIT的宏观经济学的教授）。从西方研究的思路看，从最开始的商业界的关心到政治界的关心然后到学术界纯理论研究的关心，可以看到研究在不断深入，上面这些都是认为人民并应该升值的，他们这些研究的基本特点就是完全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内外均衡的分析框架，是在一个中短期的宏观经济框架里进行的，但是Frankel和Blanchard的文章在中长期的问题上作了一些讨论，尤其是Blanchard的文章，不仅仅是汇率问题了，包括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的平衡、扶贫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都有一些涉及。反对派也有，比如麦金农和蒙代尔，麦金农更侧重于货币尤其是金融领域，然后蒙代尔更多的是从凯恩斯理论的框架来研究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认为人民币汇率如果升值的话，在短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不光是对中国经济，还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从总体来看，国外的研究使用的方法是非常规范的，理论也是很标准的，但是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最主要的缺陷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制定出来的政策最关心什么问题，他们只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这些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这一点没有体现出来，咱们国内汇率调整的时候最关心的是货币升值对就业、对外贸易以及投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你光说汇率升值后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但是如果说它对就业、进出口以及投资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那我就干脆放弃短期目标、放弃外部目标、只维护内部目标，这样的话听起来也是可以认可的，从这些来看，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把这些具体化，并没有深入到更细的政策分析上，所以这些研究在政策说服力上是不充分的。另外支持人民币升值的研究的特点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侧重金融领域，或者说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来看这个问题的，这个从框架上来看并不是很规范，得出来的观点也不一定很完整，结论也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凡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人大多都同意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是研究金融理论的人还是认为人民币要保持稳定。

刚才讲了国外的研究，下面讲讲国内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有几方面，一个是关于均衡汇率方面的研究，比如我2003年的文章以及施建淮老师2005年的文章，还有一些是更立足于政策方面的实证的研究，总体来看，关于均衡汇率方面的研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人民币需要多大程度的调整，但是它把中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省略掉了，只是给出了一个跳跃式的答案，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还是很不通顺的。侧重政策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层来说，这些研究更有针对性，但是也有问题，我想主要的问题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直接用单方程把所关心的变量和汇率联系到一起看，还有就是用结构性方程构建一个小型的宏观经济模型来进行模拟，而这两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模型设定的问题，这个模型设计在多大程度上能贴近中国经济的动态事实，这里面模型的参数结构基本上是不变的，而中国经济的变动是非常快的，各种变量的调整也是非常快的，因此在这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这些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外贸、就业方面的影响。

我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想更深入地研究货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样的方式来影响，比如咱们在研究货币升值和就业关系的时候，一讲到货币升值，大家都会说货币升值会减少出口，而减少出口就会减少就业，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凯恩斯的框架的理念，但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只看到了出口部门，可能还有进口替代部门，但是它没有看到非贸易部门，而且它只看到了短期内可能带来的负面冲击，但它没有看到中长期内会有什么影响，另外它只看到短期内就业数量的影响，但是没有看到就业质量的影响，而就业质量在现在应该是一个更受关注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研究更多的是从一个短期的局部的视角来看的，并没有从一般均衡的中长期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下边进入模型的介绍，在模型介绍之前我想说一下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事实。第一个特征事实是咱们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当中，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有较快的全要素增长率，这个我想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所派我到联合国日内瓦的分部从事一个合作研究，我在那边呆了三个月，经常去日内瓦的商场，好像日内瓦最豪华的商场比起咱们省会城市的商场也比不上，北京随便哪个区找一家商场都比日内瓦的商场都要豪华，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他们在制造业产品的消费上，他们的居民享受到的消费好像一点都不比中国要好，但是我的房东还是愿意留在日内瓦，因为他们的教育好，他们的医疗好，他们的整个自然环境好，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是要比中国的高。从这个生活当中的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中国过去发生的事实，咱们在过去的发展阶段当中，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而且不平衡，为什么会造成这些差距呢？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生产函数的意义上，因为工业部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技术进步的潜力大，然后通过不断增加资本投入，产出就可以扩大，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够进一步扩大，但是服务业部门就很难做到这点，这是生产函数方面的。还有更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因为工业部门当中占很大比例的是制造业，市场化改革在制造业部门看来是比较彻底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金融所有者方面，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制造业价格的放松管制以及对外贸易壁垒的降低，还有就是制造业本身相对比较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构成市场经济的这几个要素在制造业领域内都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所以制造业在过去20几年内增长非常快，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也迅速提升，而技术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直接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跟这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服务业，市场化改革以后，无论是经营主体还是经营环境，市场化改革都很滞后，这些就直接制约了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使得增长放慢，我这只是一些咱们通过生活经验观察的证据，后面还有更直接的证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服务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都远远大于工业部门，但是它的产出增长率是小于工业部门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这个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要大大落后于工业部门，这在我们关于汇率分析的模型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事实。第二个特征是贸易性和非贸易性相对价格的外生性，这句话听起来有些费解，但是我还想通过这个例子说得更清楚一些，为什么说外生性呢？我想举一个鼠标和医疗服务的例子，假定人民币汇率是1比8，一个鼠标在中国卖80个人民币，那么这个鼠标在美国应该卖10美元，同时我们还假定中国一次医疗检查也是80人民币，那么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等价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一个鼠标的价格、中国一个鼠标的价格和一次医疗服务之间是等价的。在这个时候，咱们国内的鼠标生产部门因为管理经验改善了，生产效率提升了，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比如说它的生产成本从原来的80人民币降低到60人民币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一种情况，你就会大举扩张生产，这样就会带来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压力。

下面可能会发生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像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做的那样，既然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了，那么货币就要升值了，升值到国内鼠标价格和国际鼠标价格保持一致的水平。咱们假设中国是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这样的话，国际市场上10美元的价格是不变的，那么人民币就会升值25%，升值到1比6，这个时候一个鼠标在国内可能就卖60个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看到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升值25%，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鼠标的价格相对于医疗服务的价格下降了25%，或者说医疗服务这个非贸易品部门的价格比贸易品部门的价格上升了25%。所以货币升值不光是对外竞争力的一个变化，同时它会引起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升值，这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下，贸易品部门生产成本的降低会带来货币的升值。

第二种情况是货币不升值，但是国内的物价水平上升，这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一个鼠标在美国还是卖10美元，在中国人民币汇率还是1比8，这个时候如果咱们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变成60人民币了，这个时候货币当局就不愿意调整汇率，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国内的价格重新赶上去，这样的一个后果是鼠标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医疗服务的价格就会上升25%，这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中最典型的两种情形，也就是咱们强调无数遍的经济增长带来货币升值，这个升值并不是名义汇率的升值，而是真实汇率的升值，其实也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变动，这由两种方式来实现，一个是通过名义汇率的调整，一个是通过物价水平的调整，其实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是等价的。

还有一种情形是既拒绝名义汇率的调整，也拒绝对国外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就是咱们大举的出口，带来的结果是外汇市场持续的供求失衡，然后就是货币当局要把多余的外汇吃进去，那么就会有多余的外汇储备，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尤其是90年代后期到目前，基本上是情况三，一方面咱们的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一方面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是比较低的。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代中期到2005年，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尽管咱们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很快、出口供大于求的情况不断持续，但是咱们的价格基本上没有变化（在这两个点上没有变化），但是中间过程是波动的，它是根据美元的名义汇率而波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是钉住美元的，美元一动咱们也动，咱们的真实汇率的调整更大程度上是跟随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调整的，而不是根据我们国内的供求变化来推进的。

在上面两个特征事实之下，我就建了一个两部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模型，然后在这个模型里面观察，如果汇率是外生的，或者说我保持汇率不动，同时我允许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的技术进步很快，这个时候我们来看资源，尤其是劳动和资本在这两个部门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流动，而这些流动对咱们的工资、资本收益率包括以后的就业、国际收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看一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我想这个不难理解。比如一个制造业部门和一个服务业部门，制造业的效率增长率很快，而这个时候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价格又是不动的，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制造业的利润会大举提升，这个时候金融部门就会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制造业，同时与这些金融资源相匹配的劳动资源也会流向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