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 人民币实际汇率问题

张曙光：去年8月份我在中心开一个会，当时卢锋就讲了他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研究前前后后做了很长时间，非常扎实。汇率问题是咱们当前内外失衡里边非常关键的问题，前几天发改委还专门请一些人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卢锋今天的演讲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的帮助。下面先请卢锋来讲，听完以后咱们来讨论。

卢锋：今天我特别感谢天则所请的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刚才张老师说了，汇率问题从2001年8月17号的《金融时报》写的一篇 “ 中国货币低估 ” 开始，从外国人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到中国来，引起政策层面的一些讨论，至今仍然很激烈，我觉得这是十分罕见的，国内外的介入都这么深，国外的学术界、企业、财经界，包括政界、国际组织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发表意见，中国的学术界、政府官员都要回应，而这些人的观点又很不同，有的说一定要升值，有的说 一升 就是十大灾害。并且还有一个特点，比如去年7月21号汇改已经对这个做出了一个政策上的判断，但是这个争论仍然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象。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争论很尖锐，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些很深层的东西值得从另外的途径去考虑，所以我倒没有直接讨论名义汇率，我想采取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说这么几点：第一，从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的关系来研究汇率；第二，从经济成长和实际汇率的关系来研究实际汇率；第三，从中国改革开发以来，或者跟中国开放历史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汇率问题。

那么经济发展和实际汇率有什么关系呢？了解国际经济学的都知道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就是巴拉萨效应，或者叫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我想对这个作一个介绍，从而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跟实际汇率的走势提出一个起点的分析假设，这个分析假设就提出一些变量供我们研究，来考察中国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情况。第二，我想观察中国人民币的实际表现跟理论分析以及经验的一些情况比较非常特殊，为了强调这个特殊性，我把它叫做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然后我想从标准的理论模型分析变量和中国的特殊背景这两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实际汇率有这样一个表现，同时也想解释为什么现在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最后我想概括一下我整个研究的观点。

第一，实际汇率和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按照巴拉萨效应，它是有关系的。在讲关系之前，我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实际汇率的概念，实际汇率的定义在教科书中有两种说法，用名义汇率调整的两国物价比例或者用物价调整的名义汇率，实际上就是把名义汇率和两国的价格放在一块，只要有国际贸易就有名义汇率，而名义汇率是一个自发性的价格，但是实际汇率的概念本身是一个分析提炼出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你看不到名义汇率。这个跟巴拉萨效应有关系，过去大家都认为名义汇率可以用购买力平价来解释，两国的购买力平价决定了均衡意义上的名义汇率，但是后来的研究、特别是巴拉萨效应提出来以后，购买力平价可能跟名义汇率有一个系统的偏差，这个系统的偏差我后面要讲，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物价比例并不等于名义汇率，所以两国一般物价之间的比例有时候又叫相对价格，而这个东西按照购买力平价就应该等于1，它就不是一个价格。但是为什么实际汇率把它定义为一个价格呢？因为它不等于1，会有系统的偏差，理论上就不等于1，而巴拉萨效应就是证明它在理论上不等于1的一个重要的假设。那为什么需要实际汇率这个概念呢？我想得也不深入，但是逻辑上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国际收支失衡可以归结为价格问题，从名义汇率的角度来考虑就要调名义汇率，但是实际汇率的概念告诉我们，不一定，因为你任何一个汇率的失衡是实际汇率在失衡，应该从实际量来考虑，那实际汇率失衡你怎么调呢？第一种可能就是两个物价的通货膨胀给定，我可以通过名义汇率来调整；还有名义汇率不变，可以通过两国物价的相对变化来调整，这个是很重要的。麦金农坚决反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但是他好像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应该升值，因为他对巴拉萨效应是很清楚的。大家如果熟悉不可能三角的话，就能理解如果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那么按照不可能三角，如果经济是开放的，物价本身就会升得更快，因为你货币政策不管用，这样经济就会过热，物价就会大幅度上升。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开放的经济几乎不可能有低估的实际汇率，或者说实际汇率是一个内生变量，或者它至少不是一个单个的政策变量，所以BAKER就觉得这种争论很表面，很不可理解，如果汇率低估了，物价就会升，他不理解中国的国情，就是说我可以控制名义汇率，我货币政策不管用了，但是我还有发改委，还有国土资源部，我还有中纪委等等，我还有其他手段控制宏观经济，就是说中国转型经济有这么大的可能来控制实际汇率，而实际汇率在理论上不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变量，至少是几个政策变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实际汇率具有整体性，名义汇率的功能需要在实际汇率的基础上来进行阐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际汇率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按照巴拉萨和萨缪尔森提出的假设，一个经济如果长期持续追赶，它的劳动生产率的追赶最终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他们是怎么论证这个东西的呢？他们说如果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比如中国和美国相比，中国的物价应该比较便宜，而用名义汇率转换的外国价格应该比较高，也就是说两国的相对价格必定不等于1，那么为什么富国的价格应该比较高，而穷国的价格应该比较低呢？他们作了一个很简单的但逻辑上非常严谨的推论，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一个经济分成两部门：可贸易和不可贸易，可贸易部门符合一价定律，但是不可贸易部门因为产品不可贸易，所以不需要符合一价定律，因为一价定律背后的微观机制是一个交易套利的行为，但是不可贸易的概念就是你没法在国际之间套利，比如理发在中国很便宜的话，美国人还是没有办法到中国来购买理发这个服务，所以它不满足一价定律。第二个很重要的假设是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在穷国和富国的差距比较大，在富国的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要远远高过穷国，比如生产汽车，你如果不能生产、他能生产，那么他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而言就是无穷大的，但是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要小得多，比如在美国的出租车的价钱很高，但是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还没有我们这高呢！但是问题在哪？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特别高，那么工资在富国就要比穷国成比例地高，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劳动力在一国内部是流动的，尽管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但是它的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得不可贸易部门和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一样高。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一般物价是一样的，可贸易品部门是满足一价定律的，是满足购买力平价的，而不可贸易品部门在发达国家要更高一些，因为它的工资水平远远脱离劳动生产率，人为地更高一些，为什么更高？就是因为有国际的贸易壁垒，所以在静态分析的条件下，他推导出一个结论：如果在一个给定的时点，不同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它的相对价格注定不等于1，因为一般的物价是两个部门的加权平均，所以富国的不可贸易品部门的物价比较高，它的一般物价就要高一些，这个判断是符合我们一般经验的，比如同样100美元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要比800人民币在中国买到的少得多，因为中国包含了一些更便宜的不可贸易品。这个分析的背景也非常有意思，当时正好是美国国际收支失衡，是从结构的角度来讨论这个失衡还是从汇率的角度来讨论？在这个争论中就提出了巴拉萨效应，就是说用购买力平价解释名义汇率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想想看，把这样一个逻辑动态化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比如一个穷国原来物价低，一夜之间就赶上美国了，那不可贸易品部门的价格会突然升得很高，即便名义汇率不变，实际汇率也会升至很高。尽管这个分析在讨论购买力平价作为一个均衡汇率理论具有致命的弱点，但是很容易把这个分析逻辑摆到动态的经济追赶的背景下。他的论文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符合美国的情况，美国人是从他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一个经济在快速追赶的情况下，它终究会面临实际汇率升值的压力，就是因为快速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要比不可贸易部门快得多，就会引起一系列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就使得穷国的价格上升得更快。但是我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引申，它没有考虑名义汇率可能升值，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名义汇率固定，巴拉萨效应的讨论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候是固定汇率制，官方不接受这个问题，动一发而牵全身，因为固定汇率制不但是它本国的安排，更是整个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所以巴拉萨没有直接讨论名义汇率升值，但是我后面说的是在巴拉萨的假设下，如果劳动生产率的追赶超过工资的增长，就会导致可贸易部门单位劳动成本的下降，而可贸易品部门劳动成本下降就会通过名义汇率的升值来实现实际汇率的升值。换句话说，实际汇率升值是通过价格还是名义汇率来升呢？还是通过它们两个的组合来升呢？这是一个经验的问题，没有理由假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变化是1比1的，因为这两个是不同的力量，劳动生产率为什么会变呢？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动。工资为什么会变呢？它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它们之间必定有联系，但是并不一定是丝丝入扣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假设松开，通过经验来看工资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是不是1比1的，如果是1比1，就通过价格来调，如果不是1比1，那你就可以通过名义汇率来调。

标准模型的写法都不考虑我刚才讲的名义汇率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要把巴拉萨效应用到中国的场合需要把名义汇率在模型中决定，而且我发现很容易在模型中决定，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工资有什么关系呢？它说有三种情况，第一，完全一样，第二，工资不变，因为中国的二元结构，所以中国的工资是不变的，这样中国的实际汇率就不可能升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工资如果不变，单位劳动成本就会下降，如果名义汇率不变的话，国际收支就会失衡，汇率最后要由国际收支失衡来决定，还有第三点。但是他挂到嘴边没有讲名义汇率，这本身就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讨论问题总是在他的历史环境下讨论的，总是跟他直接感兴趣的结合在一块的，他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但是他的结论是解决他的问题。而现在我们要用他的结论来解释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有理由把它作一个引申，写成一个模型，以下是关键变量：两部门的工资相等，就是说劳动力在本国内部是流动的，然后国际生产率差别可贸易部门特别大，而不可贸易部门基本上一样，最后是国内物价和国外物价的比例，这是他的一些基本假定。在这些基本的假定上有一些推论，我觉得对我们最有用的是这两个表达，实际汇率的分母是本国的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分子是国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所以实际汇率是两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比例的一个函数，换句话，在动态的过程中，如果两国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比例持续不变的话，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通常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于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例要比美国高得多，我把它表述成 “ 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 ” ，什么叫相对相对呢？第一个相对时本国两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第二个相对是本国相对劳动生产率跟国外同样的指标的比例，整个逻辑就是说由于这个东西在不同国家给定的始点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对价格不一样，实际汇率不等于1，在动态的背景下，这个相对相对劳动生产率会变化，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变化，但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两国不可贸易品部门在本国经济中的比例，有可能出现相对劳动生产率增长了，但实际汇率没有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增长，最终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增长，它讲的是这个道理。

第二个是我讲的，名义汇率取决于两国可贸易品部门的单位劳动成本，那就是说在一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劳动增长率和工资增长都是同步的，那么有可能名义汇率不变，但是如果这个工资增长低于劳动增长率，那么名义汇率就有升值的压力，进而面临国际收支失衡，这是我把它的逻辑往前推一步得到的。我认为这个结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好，因为第一，中国处于开放的经济追赶的背景，所以有理由假定这个东西在变。第二，现在中国不是处于固定汇率的体制下，你要不变有可能，但是至少你有可能选择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