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

谢谢大家，也谢谢会议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我现在要讲的题目就是经济转轨的“奇迹”与“困境”。可以说，这些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转轨都在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奇迹，一个是所谓的公共困境。通常，不管什么样的倾向，一般都认为中国改革2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1990年代东欧国家转轨以来，它们的进程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一段经济滑坡。总的来说，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今年28个转轨国家经济增长率达到了6％，总的来说都差不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对比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看起来，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渐进和激进的说法。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就是由于东欧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经济受到很多挫折。但是认为这个关是必须过的。东欧国家虽然用很激进的办法进行闯关，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们闯过关以后人们认为，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就是让国家承担更大的作用，如果把国家的作用虚弱了，那么这个方向就错了。因此，东欧国家的困境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奇迹也会持续下去。当然，我觉得很可能这两派共同认可的一个事实是有误差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到了的。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东欧国家转轨以后就把私有化看作他们的方向，或者说把市场经看作他们的方向。但把私有化，市场经济看作他们的方向是很容易的，而真正实践私有化是很难的。

那么,一个大家庭决定要不要分家，也许这个问题还不太难。真正容易碰到的尖锐问题是怎样分家，这个家怎样分得公平，就要打官司，甚至出人命案。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事实上能否激进并不是由他们说了算的。

这里面有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转轨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大而化之地都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的说，这两种计划经济是很不一样的。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30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所谓计划最优化理论。这一套东西在中国一开始是行不通的。假如说在50年代初期这套东西还能够吃的开，从1956年开始就已经吃不开了。大家知道，在1956年的八大上我们就已经提出了反对计划经济。不过，中国既否定了市场也没有什么终端的计划，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可以说是命运经济。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他们来说，排除理性计划经济是有代价的。

第二点，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组织从逻辑上来讲会有两种功能，一种功能是没有自由竞争，还有一种功能就是保护功能。这种组织可以对人有某种社会保障或者说很高的福利，但是摆脱这样的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的代价问题。这种失去保护的自由自由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等价的。我觉得对比最为鲜明的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和中国农村所对比的。

越南和南斯拉夫没有具体搞过私有化的变革。但是他们这个体制当时在工业化的形态下，对农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越南的农民从1972年就有退休费制度。它的农民是有高度社会保障的农民，而中国恰恰相反。农村的社会保障是由农民自己承担的。但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绝大多数的国民来说，变革使他们摆脱了很多束缚。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过程应该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因此造成的东欧和中国的不同是有时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改革起点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会不断的弱化。到了90年代以后，东欧转轨出现问题和中国改革好象一段时间比较分离的主要原因就变成了我讲的第三个原因。如果这个问题用经济学的语言也可以这样讲。不管是白俄罗斯他们在经济上的改革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民主过程。在民主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交易费增加了。

实际上所有的东欧国家都有过MBO化的情况。但是这个趋势在中国比东欧各个国家要快得多。今年年初，我们曾经介绍过苏北的一个地级市，这个地级市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完成了改制，不仅所有的企业都改制了，而且连学校医院都卖光了。我觉得，很多东欧国家的转轨过程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就是交易成本大幅度上升。（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