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公正

首先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我感到十分荣幸。这个讲座是你们经济学院组织的一个经济方面的系列讲座之一。我们今天讲座的题目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公正》。对于社会公正问题，中国学术界大概存在着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是从两个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个派别以伦理道德为基准，他们强调的公正是带有极强的伦理道德色彩的；另一派是以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从经济的角度对社会公正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大家知道，亚当・斯密写《国福论》的时候，是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业革命是从1750年到1850年，大概也就是这一百年间。但是，斯密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比如，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论，提出对限制人口的一些见解，这些见解是非常悲观的。但是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敏感的。中国所处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至少来说是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任何国家都赶不上的。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增长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保持这样一个速度，再过二十年，中国经济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个预测实际上并不是很离谱，因为中国保持百分之六、七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不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但关键问题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不出现大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矛盾开始激化的时代，不像我们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大家都比较穷。可能你们现在大家都不太了解当时的状况，我的体会是比较深的。我祖籍在江西，但是在西安长大。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和城市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现在，如果你把北京的收入和贵阳的收入作一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它们有两倍左右的差距。同样地，把贵州的城市和贵州的农村的经济收入作一个比较的话，你也会发现有很大的差距。所以，现在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至于像北京等大城市这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也有很多城市的贫困问题。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下岗，生存受到威胁，但也可以看到很多大款在烧钱。经济权利的分配非常不平等，最简单的来说，农村居民，如果他们不像你们这样考上大学的话，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永远只会是农村居民。再一个，贪污腐败现象正在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贪污腐败的后面不仅仅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有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资源来赚取个人的经济利益。

这些现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要使这些矛盾得到调和，使得全国人民可以和平地相处，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关于政治认同的学说。我这里所说的认同不是说是地域的认同或文化的认同。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实体来说是一直存在着的，我们虽然受到过很多次外族入侵，但结果基本上都是中原人或者说是汉人把外族给同化了。地域的中国经过很多次疆域的变迁，核心的部分基本上是保存下来了，这个没有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政治的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每一次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损失。比方说，中国的人口在汉朝的时候已经达到五六千万，到明末的时候也没有比这个水平高多少。但是三国的时候，人口一下锐减到大约两千多万。所以说，每次大的分裂都是一次非常大的倒退。我这里所说的共识并不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或地域的认同，而是一种政治的认同。政治的认同就涉及到人的利益如何调和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讲政治”，我的意思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怎么样和平相处，如何对这个社会的好坏达成基本一致的认同，即什么样的东西让你觉得对你来说是公平的，或者说是公正的。这样大家才可以和平相处。如果说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或者说较大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社会对他们是不公的，这样的社会实际上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我们一般说到国民认同就觉得好像带有一点强制性。为什么我们要国民认同呀？好像一个民主的社会不需要国民认同。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为什么非要有一个关于社会好坏的标准呢？由于前一段时间阿富汗的战事不是很顺利，英国报刊媒体对此议论纷纷，批评英国政府跟着美国跑。布莱尔的女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回答说：“英国是一个知道好坏标准的国家。”也就是说，去打阿富汗捉拿本拉登是一件正义的事情。她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强调所谓的国家利益，她说这是一件正当的事情，这是从好与坏的标准来说的，这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一种价值观念。我再举一个例子，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之间的竞选。美国的竞选是如果一个候选人在一个州胜出，那么这个州的选票他就通吃。尼克松赢得了全国的多数选票，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因为他在伊利诺伊州失败了，所以最终没有当选。他在伊利诺伊州是怎么败的呢？尼克松是共和党人，肯尼迪是民主党人，伊利诺伊州特别是芝加哥一带是民主党的根据地。选举的那天晚上计票显示肯尼迪在伊利诺伊州已经是无力回天了，肯尼迪的弟弟看着电视哭起来。但是，突然之间几个小时，情况急转直下，马上就翻牌了。为什么呢？因为芝加哥市长动员了许多工会的人填了许多的死人票，最后使得肯尼迪在伊利诺伊州胜出。这里面完全是一个欺诈行为。最后法院也惩罚了一些人，但是尼克松当时就说：“我放弃，我不想作酸葡萄。”其实当时的法律完全允许他去上法庭的，告民主党在伊利诺伊州舞弊，但是尼克松没有选择那样做。又比如最近2000年的大选，我们对它的情况也许会更熟悉一些。我们知道，当时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的确是有问题，选票设计有问题，很多民众反映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填对。最初统计的结果是小布什胜出了三千多张票，通过多次重新计票，在最后时限到来时，小布什仅以微弱的多数胜出。此时，戈尔公开表示放弃：“我愿意祝贺布什当选总统。”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尼克松和戈尔都没有用尽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布什曾经向最高法院起诉，但是最高法院又把案子踢回到佛罗里达法院，说这不属于联邦法院管，而属于佛罗里达法院管。戈尔也多次提出诉讼，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每个人都在避免一场宪政危机。当时的大法官很多都是在克林顿任职期间提拔的，都比较倾向于民主党，如果当时他们投票，很可能会倾向于民主党戈尔。但佛罗里达州是被共和党所控制的，这就会造成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间的矛盾，从而产生宪政危机。为了避免这种危机，每个人都在做最后的努力。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话，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比如像秘鲁，藤森趁着出访的时候就不回去了，整个就成了个笑话；菲律宾的埃斯特拉达已经被弹劾了，总统职位被罢免了，他还在说：“我是总统，你们没有权力逮捕我。”我们再想想当年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议会一说要弹劾他，他马上就辞职。这些事情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无形的东西，并不是有了民主、有了法治，一切就都可以顺顺当当。戈尔和尼克松没有死皮赖脸地说我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非要搅得你当不了总统，因为他们心里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对这个国家、对于好坏的标准，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共识。又比如一国的外交政策。如果国家的外交政策完全受利益所左右，则很难被人们所接受，因为这里面缺少一种理念、缺少一个好坏的标准。我之所以举这么多的例子，就是试图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东西，有一个值得hold on的东西。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如果中国以后成为了经济强国，对外政策仍然以利益为指标，仍然投弃权票，这会是令人遗憾的。如果一个政治家总是说他代表什么、什么派别的利益，那这个政治家就是没有前途的政治家。一个新的国民的认同无论是对中国自身还是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难道我们以前没有一个传统的国民认同吗？我们想想我们的古代，我们的国民认同是怎么来的。主要是从精英政治中来的，由精英政治统治来维持。最近也有很多人在怀疑乡村民主的问题，很多人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表示疑问，他们怀疑村级民主的必要性。他们认为这种民主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说过去的那种乡绅之治多好呀，过去的精英统治多好呀，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乡绅统治，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想法。过去所谓中国的精英统治，如果大家稍微去翻翻中国的历史书，就会发现在南方是宗法统治，在北方是宗法加地痞流氓。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秦晖的书《田园诗与狂想曲》？他研究关中解放初期的土地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关中无地主而多恶霸。没有多少地主，但恶霸很多，上层阶级利用恶霸来统治这个下层社会，所以当时没有几个地主可以打击，但是群众对恶霸深恶痛绝。所以我们说乡绅之治是一种非常浪漫的想法。实际上，如果真有所谓的乡绅之治的话，也是乡绅依靠他们的知识优势来进行统治，在乡村如果读了书，就有文化上的优势。但是现在的中国农村，谁比谁更有文化上的优势呢？大家差不多接受的都是初中教育、高中教育。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对其他任何人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从而也没有人具有那种文化上和道德上教化的力量，所以再想回到那种所谓的精英政治，在中国已经失去了群众的基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想谈的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靠什么来粘合在一起的。就是靠党与国家的统一，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通过党来支配这个国家。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如果我们有一个共识的话，这个共识就是人民群众的选择越多，经济才越发达。或者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来的高速增长是靠民众选择的增加来维持的。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的崛起、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人口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城市化，一波接着一波，这样一种开放的态势使得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基础。比如说，以前我们要是见到官员，处长以上的都叫领导，但是现在他们自己已经不称领导了，而是称官员。领导和官员的实际差别很大，领导就是我来领导你；官员只是一种职业、一种职务。这个改变虽然比较缓慢，但实际上是在发生着。

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另外一种维持国民共识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经常依赖着的政治动员。我们靠政治动员来把大家粘合在一起，比如“三反五反”、“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动员在现在已经失去能量，因为大家对文革都已经心有余悸，你不可能再用以前那种政治动员把大家粘合在一起。现在新的政治动员，比方说强国梦、振兴中华这种东西，在观念上说大家还可能接受，但是有人会问：“振兴中华对我有什么好处？国家富强，但是所有增长的好处，我都没有享受到。”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下岗工人，我就会问这个问题。虽然以前不是很好，但我还不至于饿肚子，但是现在可能孩子上学的费用我都负担不了；过去孩子的医疗费用，单位还可以报销掉一半，现在没有人给我报销了。现在存在着一批被改革所遗忘的人，他们这样的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如果要想通过政治动员来建立起什么共同的基础的话，就不是很现实。

再一种可能的共识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是被很多人所鼓吹的。但是，民族主义有很强的两面性。对于民族主义我们可以做出具体的区分，一种是好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坏的民族主义。好的民族主义是有理想支撑的。如果没有好坏之分的话，那么就会有“凡是美国说的都是错的，凡是我们做的都是对的”；如果是一种有好坏之分的民族主义的话，我们就会承认美国所做的有时候也是对的，比如说打击恐怖主义。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有理想的民族主义才是好的民族主义。

那么，过去所说的国民认同或者说是政府想用的这些手段，在现代这样的社会里已经是很难让人接受了。我跟我的孩子这一代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是很不一样的，比方对国家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完全不一样。网络改变了人的生活，网络的生活跟现实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运用政治动员、民族主义来调动大家，给大家的感觉就是两张皮，上面说的跟下面做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分离的状态是非常糟糕的，只会使政府失去公信力。美国在很多时候都强调个人的自由、独立，看似一盘散沙，但是在关键时候却会非常地团结，比如说这次“9?11”事件，大家所表现出来的对民主、自由的珍重态度是前所未有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到了美国国庆节要去看焰火。焰火之前要奏国歌，国歌是用当地人带去的录音机放的，但是大家全都起立，手捂着心口唱国歌。这些都是无形的东西，不是说民主、自由的社会就没有一种内在的东西。我们往往觉得一谈到民主、自由，其它的就不需要了。实际上，一个民主的国家是最最需要这种内在的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