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这次来，看到宁德的变化很大。十年巨变，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感到变化非常显著。昨天晚上很长时间在思考着我们在享受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不能忽视的问题：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必然全面显露出来的特殊阶段。

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对于十多年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的认识。

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

从世纪之交到进入新世纪这几年，不论是国家层面上，还是地方层面上，人们或多或少地都感到了，今天的很多提法和过去有相当大的不同。人们感到了这个不同，但目前还不能全面理解。尤其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在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强调“和谐社会”，这是继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从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到强调综合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变化；必须结合04年2月份中央党校召开省部高级干部研讨班来认识。那次是让领导干部读书讨论、听中央领导讲话，由曾庆红同志主持，温家宝同志做长篇报告，专题演讲科学发展观。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与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大目标又有什么联系呢？不妨把问题再往上延伸一下：与最近这几年，即十六大以后中央、国务院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又有什么联系呢？为什么会把这些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看得这么重呢？而且，最近的很多讨论，包括近来有关宏观调控问题的讨论，各地各界反映出的情况似乎是和过去有些不同。除了一般说认识不统一之外，还应该看到，过去那种一声令下全党全国齐步走的情况，对于现在似乎也不那么容易了。当然，应该是全党服从中央，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在口头上不是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执行起来相当困难，尤其是这次宏观调控，明显有阻力。

自从04年春国务院明确宏观调控以来，我在各地调查中感觉到，干部认识上很难统一。有一次向领导汇报情况时我说：以我片面的、有限的了解，大部分地方干部还难以真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并贯彻宏观调控政策。在思想理论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批评态度。相当高层次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并不都是正面、积极地呼应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就连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讨论中也有人说，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难道现在不要发展了吗？难道综合发展不也仍然是以发展为主吗？还有人发表文章说GDP是好的指标，没有GDP怎能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呢？全世界范围内都是追求GDP，我们怎么能放弃呢？这些似是而非的讨论，也许在无意之间模糊了公众的感觉。难道有谁说放弃GDP了？三中全会只不过提出把过去单纯追求GDP，转变为追求综合发展，转变为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可持续发展。

确实，除了少数人是背后的利益作用之外，大多数对这些新的提法和作法不大理解的人，是由于没有与新世纪中央正在推进的重大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说，讲宏观形势，首先要把当前宏观形势所处的历史阶段讲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

我这样讲是有依据的。

大家可以往前看十几年，其实，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可以分别用三个不同的关键词来概括。十四大关键词叫做“市场经济”，因为十四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把它概括起来，那就是“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这个十四大的关键词，随即成为党报党刊和意识形态系统全面接受的一个核心概念。对此，大家记忆犹新。但是，对于后来的两次大会和关键词却没有那么深刻，这也许是有原因的。

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提出了“资本经济”。2002年的十六大则几乎是相对地提出了“全面小康”。如果把三次的提法联系起来，仅仅从表面上看，许多人会不理解。因为，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所以，有些人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都跟不上了，把“全面小康”只当成一个口号来理解，或者在工作上只当成扶贫、推行低保。不愿或不能把执政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关键词的不同，看作是整个国家发展到这样的阶段，需要进行重大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的概括。

也许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们对十六大以来的这段时间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把握得并不是很准确。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一种思维逻辑，如果逻辑建立不起来人们就无法理解。所以，这并不是服从不服从党中央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思想都很复杂，背后大都有利益关系，不是中央一声号令，大家就“全党服从中央”。因此，一定要把逻辑关系搞清楚。

如果深入理解1992年以来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三个不同的关键词，其实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合理的逻辑关系。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

市场经济好理解。十四大正式提出这个概念半年之前，江泽民同志1992年5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做了一个报告，高级干部们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大家对“市场经济”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实际上是在各地实践中已经普遍接受的。后来就写进了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并做为核心概念。为什么顺利接受呢？这是因为十四大之前中国的改革可归纳为“放权让利”，政府已经从1979－1985年的农产品市场购销和价格改革开始，放开了大多数农产品价格控制。1988年又进行了“双轨制”的价格改革。当时中央成立了“方案办”，包括吴敬涟教授等很多今天的著名学者都在研究改革的不同方案。

尽管那次“物价闯关”的改革失利，尽管此前的城市改革，并没有像农村改革那样先把土地分配给农户再放开价格，并且多少是因此而造成或者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但后来还是化解了、或者说暂时渡过了危机。

正因此，中国也就算有了一个相对而言的初步的市场环境。所以我们应该说“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客观事物发展的结果，是中国本身已经有了一个市场环境之后的意识形态反映。

可见，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市场经济，是与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国家发生的问题、渡过的那场经济危机周期相联系的，也是与当时的经济改革政策研究和实际执行过程相符合的。因此，它当然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思想路线。所以，当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做报告，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省、部级干部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内老同志也认可这个提法。于是“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核心思想就顺利推出了。后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提出“与时俱进”的哲学思想，也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此前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也应该说是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

今天，我们回顾十几年前的历史，应该不讳言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波折，有过的困难，甚至曾经爆发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可以把当时、即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以后所产生的这些现象形态的问题，归纳或者定义为“通货膨胀、生产停滞”型的经济危机。也可以把1989年的政治风波，归为因经济危机爆发而连带发生的社会政治矛盾。对这些不同情况之间的相关性，都应该客观地去分析理解。只有不讳言过去发生的问题，才有今天一步一步地走向更大的胜利。

如果十四大对当时的经济环境和政策思想，用“市场经济”来概括是与时俱进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十五大可以用“资本经济”来概括呢？

首先应该说，这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在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前后，国家随即放开了三个前所未有的资本经济领域：第一是证券市场、股票交易。这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交易的是什么呢？是量化的、价值化的、可以被拆细的、可以连续交易的企业资产；不仅是固定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随之，虚拟资本在中国产生。

第二是同期开放的期货市场。

第三是邓小平南巡之后，各地大办开发区，兴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亦即房地产市场开放。

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提出之后，开放证券、期货和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资本经济客观上应运而生。

不过，既然中国把“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下来之后，真正放开的市场却是证券、房地产和期货这三大具有高风险、高投机性的市场；而这三大市场又都是大规模吸纳资金的市场。那么就必然形成90年代开始的银行业迅速扩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速度成倍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从92年之后的货币化（或者称为“货币深化”）推进的经济资本化程度，也就突飞猛进地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与时俱进。那么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所谓资本经济，在国内不就直接表现为三大资本化的市场的发展吗？不也就在事实上造成了银行的货币发行速度必然大大地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吗？

无论主观愿望如何，虚拟经济的风险收益当然高于一般制造业，带动全球500强中的80%在90年代纷纷抢滩中国，在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的资本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全球化和自由化，虽然，这些都属于派生的问题。

根据1995年世界银行发展研究报告，其在总结全世界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是所有转轨化国家中货币化程度最快的国家。因为到1995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与GDP的比值已超过了100%。而当时俄罗斯只有27%，既使是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也不过百分之七十多，欧盟中的德国也是百分之七十几。日本当时最严重的经济泡沫化，进入了一个十年衰退期，不得不靠大量增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也不过是120%左右。

此后，从95年到03年的短短8年间，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经超过了200%，成了世界上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见，资本经济发展在单一制的中国创造了高速扩张的奇迹，尤其从十五大以后。

所以可以说，当年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符合当时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同样，1997年十五大提出“资本经济”，也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

但是，世界上所有的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都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人们都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在资本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使社会矛盾复杂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地区甚至会尖锐化。这也是世界普遍经验，不承认则是闭目塞听。

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发达国家在2百年之前工业化加速发展，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时候，只不过是用对外殖民战争的方式化解了国内矛盾：用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坚船利炮”，大规模向外转移了贫困人口。

我们知道，欧洲这个最老的工业化地区，当时就向洲外转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当年向外转移了三分之一人口，英伦三岛中的苏格兰，因为是高原地区，经济不发达，农业收益水平也不高，所以，苏格兰地区向外转移人口是二分之一。这些欧洲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口占领了世界上的四个大陆，北美、南非、澳洲、非洲，把当地的人差不多杀光，占领了当地的资源。然后，又把工业化过程中那些反抗的贵族中的一部份转到新的占领地当总督。这些转移出去的贫困人占领了新资源的时候，也就富裕起来了。

有人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囚犯建立起来的国家，这是因为欧洲的老工业化国家把在社会矛盾中产生的、多的连本国监狱都容纳不下的那些囚犯转移到澳洲等殖民地去的结果。这就节省了国家管理成本，政府就不用开支那么多钱来管监狱了。当然，伴随着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开拓这个过程，发展中国家人民饱尝苦难。

历史常识告诉人们，发达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不过是通过殖民化向外转移来化解了。西方的殖民化大约搞了五百年，直到20世纪中叶才基本结束。其中，中国收回香港是在1997年，收回澳门不是更近吗？再比如东南亚，不是直至70年代才真正争取到独立吗？

所以尽管我们说，发达国家或者说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是放在我们前面河里的石头，都可以摸着走，市场经济、资本经济都可以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