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宁：中国经济走势和企业的应对

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

1.30多年高速增长的支撑因素，主要是赶超阶段的后发因素

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30多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支撑因素：

第一，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和环境成本。长期以来，低的人工成本是我们传统优势，我们的环境成本相当部分没有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因为污染没有治理。低的要素成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一是我们的企业有低成本优势，竞争力很强;二是对外资吸引力大，跨国公司是全球配置资源，必然要选择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外资来投资建厂，当地就有GDP、就业、税收。

第二，高储蓄率。这是华人的特点，中国人不愿意借债，无债一身轻，储蓄倾向很强。即使在美国，储蓄率很低的地方，华人也是有钱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改革初期就超过30%，以后一直超过40%。这个特点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储蓄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第三，国外有技术来源。仅有资本是不行的，资本需要和技术结合，才能形成产业。前些年，我国技术起点很低，需要的技术都是国外成熟技术、甚至是已过时的技术，买技术相对容易。能很方便地引进国外技术，我们自己根本不用研发，有了引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形成投资和产业非常快速的发展。

第四，国内市场大。我们从短缺经济起步，以前许多商品还是凭票的，随着群众收入的增长，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市场是现成的，基础设施方面也有大量有回报的投资机会。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把企业培育得很大，国内市场的竞争对企业也是锻炼;当国内市场饱和后，企业可以转向外向型发展，并依托成本优势实现海外扩张。

上述四个因素中，除高储蓄率之外，其他都是穷的因素，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处于赶超阶段的后发因素。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恰恰构成了一个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不是偶然的。

2.我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轨迹

这30多年，我国主导产业发展的基本循环都是这样的：收入提高、市场形成;国内储蓄与国外技术结合形成投资及产业;依托广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发展得很大;国内市场饱和之后，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情况：

第一波，1979-1984年，我国的主导产业是轻纺工业。以前很多日用消费品都是凭票的。改革开放之后，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城市涨工资，群众的收入提高，但当时有钱买不到东西，说明市场形成了。所以，1979-1984年是我国轻纺工业大发展时期。期间，我国轻工业每年增长12.8%，重工业每年增长7.1%。1984年前后，中国市场日用消费品短缺开始消除，轻纺工业国内市场饱和，开始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把韩国、台湾地区、香港的同行业企业都挤出了市场，使中国成为轻纺工业出口大国。

第二波，1985-1990年，日用消费品需求满足之后，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家电市场开始形成。所以，这段时间是中国家电产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都以10倍以上速度增长，需要的技术全部是引进的，当时引进了100多条彩电生产线、几十条冰箱生产线。到1990年代初，国内家电市场饱和，城镇普及率已经较高，农村市场还跟不上。国内市场饱和后，中国的家电企业开始外向型发展，使中国成为家电出口大国。因此，从1991年开始，欧盟正式对中国的彩电实施反倾销措施。

第三波，1990-200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进入1990年代后，居民消费热点开始分散化，汽车、住房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当时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突出，交通通信紧张、能源原材料紧张，这种瓶颈为多个产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市场。所以整个1990年代是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最快的时期，通信热、电厂热、港口热、公路热，带动了机械、石化、电子、原材料、建筑、建材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以通信产业为例，以前我们装电话很难，从1990-2000年，我国的长话交换机容量增长34倍，局用交换机容量增长14倍，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增长了2700多倍，技术全部是引进的。到2000年左右，国内通信市场开始饱和，华为、中兴等企业开始海外发展，并在国际市场中取得了很高的市场份额。

第四波，2000年至现在，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住房和汽车市场开始形成。这10年，以国外技术、合资企业为基础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是发展最快的产业，我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建筑工地，带动的产业很多，尤其是汽车工业。与此同时，信息产业市场、新一代第三产业、环保节能市场也开始形成。

汽车和住房市场的形成，说明我国与世界产业前沿接近了。发达国家汽车和住房仍然是主要的实物消费品，汽车、住房的销量仍然是其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重要指标。

这30多年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有3次由于经济增速偏低，政府不得不采取扩大内需政策：第一次是1989年，背景是家电需求之后没有新的消费热点;第二次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加上汽车、住房市场没有形成;第三次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增速偏低，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增长。

3.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基本结论

简单回顾这30多年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济增长的内涵，实际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增长，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的增长，而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升级上来的，30多年中我们的主导产业已经上了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如果主导产业升级停顿，经济增长就会停滞。换句话说，我们要想保持中国经济在今后若干年的持续增长，只能靠主导产业的进一步升级。

中国经济30多年持续高增长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一是市场因素。我们的国内市场很大，而且起点低，什么都缺。随着群众收入的提高，消费热点一个接一个，形成了一种排浪式消费。这种排浪式消费，引起了中国市场排浪式扩张，带动中国经济排浪式增长。第二是资金和技术因素。国内储蓄加上国外技术，可以很快形成投资项目和产业，市场一旦形成，国内产业跟进非常快，形成新产业不断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局面。第三是成本因素。国内要素成本低，企业竞争力强，吸引外资也比较容易，这种低成本在企业外向型发展中体现出的优势更加明显。

从另一个角度讲，前30年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市场是现成的(市场从短缺起步)，技术是现成的(直接从国外买)，企业的竞争力是现成的(成本低是天然优势)。但这种发展模式是有缺陷的：第一，过度依靠低成本;第二，过度依靠国外技术。这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可以的，但不可能长期如此。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这样穷，一个大国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4.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增长之后，目前，几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在发生变化：

第一，我国的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我国连续30多年维持低人工成本，本身是不正常的。如果是小国，低人工成本最多维持10年到15年。我们国家连续30年维持低人工成本，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差异太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当沿海省份人工成本上升之后，靠内地、西部的打工者千里迢迢到沿海去打工，把人工成本继续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劳动力价格变化的特点是这样的：供过于求的时候长时间可以压在低水平不动，但一旦供求平衡或供不应求，它就快速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个拐点我们国家已经到了：这两年各省的最低工资上涨了将近50%，但是企业仍然招工困难。同时，能源、原材料、土地成本、环保成本都在上升，所以我国企业的成本优势正在被大大削弱。企业成本优势下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都在下降，有些产业还要退出，被转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去。二是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追求低生产成本的外资不会再有很大积极性了。

第二，技术来源将出现问题。以前我们主要靠引进技术实现国内的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这在国内外产业差距大的时候是可行的，因为国外企业把技术卖给你不会对他自己有什么影响。但是经过中国30多年的持续增长，现在国内外产业差距大大缩小，我们现在需要买的技术都是国外企业现在在用的技术，一旦把这个技术卖出来，他们自己的生存就有问题了。所以现在中国企业买技术越来越难。我们很多企业反映，你跟人家买技术，人家谈得很坦率：“我把技术卖给你，我怎么办?”所以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的技术来源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尤其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大技术。技术来源出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国内新的市场形成，而国内新产业跟不上去了。例如，现在平板电视市场在中国内地已经形成，但平板显示屏技术中国内地没有，人家也不愿转让，所以这个巨大的市场带动的基本是日本的、韩国的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

第三，市场方面也出现了变化。在消费品市场方面，在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这个层面之后，这种实物性的消费热点似乎已经没有了。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现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已经很少了。我们回顾一下这30多年中三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碰到的问题完全不一样。1989年和1998年，有项目、也有回报，但是融资有问题。基础设施投资是长期性投资，但当时的融资渠道基本都是短期性的，短期性的融资渠道和基础设施长期性的资金需求如何衔接是主要问题。但是最近这一次，问题完全不一样了。2008年的4万亿投资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中央政府层面的铁路建设，二是地方政府层面由地方投融资平台搞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最后两个方向都出现了偿债风险，说明项目都缺少回报。市场方面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消费热点缺失令消费增长动力减弱，以后我国排浪式消费带动排浪式经济增长的情况很难再出现;二是有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减少会使政府启动内需的余地减小，没有回报的项目不能用银行资金，而财政性资金是比较有限的。

这些变化都是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所以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不是偶然的。而且，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期性的，而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如果我们再概括一下，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经济高增长时期可能即将结束，中国经济将从短缺的、赶超型的经济形态逐渐变为一种过剩的、成熟的经济形态，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将从10%左右逐渐下降。这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性变化，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可能比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要大。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往我们有成本优势，这种优势是先天性的，别人无法仿效，这给了中国企业强大的竞争力。在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自己的竞争力基础，从成本优势逐步转到技术优势、品牌优势或服务优势上来，但这种新的竞争优势的确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前我们能很方便买到国外的技术，所以产业升级很快、很容易。以后买国外技术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升级必须越来越多的依靠自主创新，而建立一套有效的自主研发体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如果转得好，尽管速度会低一些，但国民经济能够继续实现持续的发展，我们国家再过若干年将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转不好，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将会停滞，经济增长将会停滞，我们国家很可能掉入很多学者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应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