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炎 王冲：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包容性增长

从相对贫困的三个维度，即收入不平等、人的发展不均衡、人的脆弱性三个维度，全面解析了包容性增长的问题。基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提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关键因素。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具体路径选择是:第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实行初次分配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民待遇逐步趋同;第三，用人本发展观取代物本发展观，切实关注人的发展。

自2007年亚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或译作共享式增长( Inclusive Growth)概念，包容性增长就成了国际组织在推行减贫战略中的核心理念。最近10年，包容性增长的理念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

从2009年11月到2010年9月近10个月的时间里，胡锦涛在国际会议中两次提到包容性增长，也充分说明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在我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的理念，包容性增长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

一、我国当前存在的相对贫困与包容性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均GDP以高于年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这个数值高于同时期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减少贫困起了极大的作用。30多年来，我国2．5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这一数值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减贫工作中所作出的巨大成就。但是人均收入的提高所解决的仅仅是绝对贫困问题，即使贫困人口收入高于贫困线，摆脱收入低下的贫困状态。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样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且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当前的表现是多维度的，包括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多维度的收入差距扩大又引发了财产分布、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不断拉大的差距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在收入分配、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极为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所有这些不平等构成了当今我国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

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穷人与富人间收入和消费的绝对差距拉大会触发社会和政治紧张关系，在极端情况下这些紧张关系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Hibbs ( 1973 )、Venierisand Gupta ( 1986)、Gupta ( 1990)、Alesina和Perotti( 1996)，以及Benhabib和Rustichini ( 1996)都曾论述了收入不平等将会引起犯罪、骚动以及其他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将阻碍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仅仅保持高速增长是不够的，更应该关注高速增长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发展过程中亟须一种新的增长方式出现，而这种新的增长方式应具备包容的特性，以此缓解经济增长中种种不平等所造成的矛盾。可以说，当前我国所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这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

既然增长中所产生的多维度的不平等现象都可归结为相对贫困问题，理解包容性增长就应从相对贫困的角度进行考察。舒尔茨( Schultz)曾说，他希望经济学家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舒尔茨( Schultz)的话不仅阐明了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对贫困问题的不够重视。当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入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一方面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其经济必须保持稳定在高增长轨道上，另一方面发展议程必须扩大到不仅包括消除绝对贫困，而且要解决发展中的多维度不平等问题，即要缓解并消除相对贫困问题等更多的方面。由此可以看出相对贫困问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贫困涉及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对贫困的识别，第二，减贫策略的制定。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贫困的定义推动着政策的选择。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决定了能否正确地理解包容性增长的理念。近年来，虽然包容性增长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学者的关注，但显然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第一个问题，当前对贫困的认识还不够，至少还不统一。对于当前发展中贫困问题的认识不统一，必然导致第二个问题的出现，即由于减贫策略制定的偏误，使包容性增长也难以实现。这两个问题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两个关键点是关于把握和理解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因素。

二、对贫困的识别是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贫困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有人文资源的又有自然环境的，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内部的又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战争的，同时又有体制和政策的，常常是各种原因交错，形成一张极为密集的“贫困网”［1］( 215)。因此如何识别贫困，从而更为准确地认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并非易事。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形成初期，一些组织和学者只是简单地从收入层面对其进行定义，针对收入的提高以及收入分配的公平与否进行阐述。在这些界定中最为权威的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2008)作出的定义，它特别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收入方面，即包容性增长是经济中所有人参与增长的组织并公平地获得增长的利益的过程和结果。SiddharthaMitra ( 2007)把包容性增长定义为经济增长率的加速，并且增长的结果为经济体所有主要部门/社区分享。印度计划委员会主席Ahluwalia(2007)对包容性增长的解释是:达到一个增长过程，其中不同生活阶段的人们―――感到他们从过程中得到了重要的利益。这些早期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一般只强调两个方面，即增长速度的提高及增长结果的公平分配。这种理解因为始于包容性增长理念形成的初期，对相对贫困的真正内涵缺乏全面认识，所以难免有些片面。

同一时期有些学者或组织试图从机会层面对包容性增长进行界定，如Vital( 2007)认为理解包容性可以关注绝对贫困，即考虑那些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们，也可以考察就业，并只考虑那些在原始部门工作的人。因为就业是一个国家在增长中对劳动者提供的工作机会，所以这种从就业角度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考虑到了增长中对人们获取经济机会的创造。世界银行( 2006)较早地从机会的维度去考量共享式增长，在其关于印度包容性增长的报告中，提出要达到包容性增长，可以通过“集中于扩大经济增长的区域范围，扩大资产利用，繁荣市场，为下一代印度居民扩大机会公平，不管他们是谁或者他们生活在哪里”［2］( 95)。另一个对包容性增长认识较为深刻的组织是亚洲开发银行。该行在2007年的报告中提到包容性增长，强调保证增长创造的经济机会要尽最大可能为所有人可得―――特别是穷人。认为增长过程所创造的新的经济机会的分布是不均等的。穷人一般要受到环境的约束或者市场失灵的影响而不能获得这些机会，结果穷人从增长中的获益比非穷人少。因而，如果完全凭市场，增长一般将不是益贫的( pro－poor)。然而，政府能制定政策和计划促进穷人充分参与到新经济机会中来［3］( 2)。基于这一认识，该行的Ali和Zhuang( 2007)把包容性增长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当增长允许社会的全部成员参与并平等地作出贡献而与他们的环境无关时，增长就是包容式的。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与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利用机会可以增强增长潜力，但机会不平等会降低增长潜力并使增长不可持续。世界银行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强调了增长中机会的平等，这无疑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很大的进步，但包容性增长既然有其包容的特质，就应该涉及发展中产生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仅用机会来理解，也还不够完善。

在研究包容性增长时，要正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该回归到对相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中。这里所讲的相对贫困，涵盖了收入不平等、人的发展不均衡、人的脆弱性等问题。相对贫困作为包容性增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其内涵已经囊括了包容性增长过程中所要面对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对相对贫困问题的识别，是研究包容性增长的关键所在。只有认识到什么是相对贫困，哪些人是相对贫困的以及他们在哪些方面是相对贫困的，才能制定具体的减贫策略，最终实现发展的包容性。

经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从世界范围看，相对贫困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以下三种相关模式。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所导致的贫困。这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差异等因素的存在，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起来，而另外一部分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不同地区间以及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造成了部分发展滞后地区人口的相对贫困。二是在相对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由于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劳动力市场、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参与机会对某些劳动者和社会成员有明显的排斥或歧视，由此导致穷人缺乏同等的机会，亦即因机会不平等而导致处于劣势的贫困人口的相对贫困。这种贫困无疑剥夺了人享有发展带来的成果的权利，使贫困人口在贫困陷阱中难以脱身，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三是由于受经济周期等诸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影响，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部分人口陷入贫困。这三种发展中的贫困模式大致概括了贫困的三个维度，即收入分配不平等、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人的脆弱性。

相对贫困是多维度的。相应地，致力于解决相对贫困的包容性增长也应该是多维度的。包容性增长应包含增长中收入的提高、增长中创造的经济机会的均等、增长中获得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平等以及社会保障的平等等等。总之，包容性增长的本质是要消除相对贫困，使人们公平地享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机会，使弱势群体得到保护，使人们有权利参与到经济政治生活中去，同时免受风险的危害。因此，定义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应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之上着重考虑人的因素，并应将人抵御风险能力，即人的脆弱性考虑在内。包容性增长的三个维度，即收入平等、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脆弱性的克服构成了包容性增长所致力于实现的最终目标。可以说，只有解决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人类发展水平不均衡以及人的脆弱性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或共享式发展。

三、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三个关键因素―――基于马克思的贫困理论

为在正确认识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增长，并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特性以及具体国情，归根结底，应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去寻找答案。马克思的贫困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贫困的根源所在。要想彻底消除贫困，根本的途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是不存在的。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现象，但贫困在本质上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贫困的现象，同时也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消除贫困的天然优越性。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绝对工资不管是货币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有增长的趋势，但工人的相对工资却是下降的，工人的受剥削程度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深，贫困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4］( 708)。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以及在制度执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仍然可以产生贫困。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在一个处于发展完善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中，贫困是可能存在的。这与我国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是相契合的。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所带给今天我国的启示作用便在于，致力于消除相对贫困，应该从制度层面加以完善，而只有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对贫困。这是问题的一个层面。

从另一个层面上讲，马克思认为人是制度创新的主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要真正消除贫困，就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主体性，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贫困人口的自身反贫困的能力并赋予其权利，加强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素质，建立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只有不断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增强个体的反贫困能力，才能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