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经验看，“二战”以后，许多国家经过努力，都先后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即“中等收入陷阱”[1]。只有少数国家实现成功转型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96美元①，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中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②。[2]今后一个时期里，中国经济无疑还会增长，但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经济结构能否实现战略调整，社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转型，已经形成全民共识。但是，现行经济社会发展中，从体制、政策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中国恐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教训

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是国际公认的实现了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尼、菲律宾、泰国、南非等国家就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究其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和进行体制变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未能适应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要求。这里以日本、韩国和巴西为例，来分析它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向高收入水平迈进过程中三大结构是如何变动的。

(一)日本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日本是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而后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着国民财富损毁45%，国内经济严重衰落的局面。然而，在此后的30多年里，日本经济先是得到迅速恢复，接着又连续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比如：1945～1951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年均9.9%;1951～1955年，年均增长8.7%;1955～1972年年平均达到9.7%，其中1955～1960年年均为8.5%、1960～1965年年均为9.8%、1966～1970年年均为11.6%;1970～1980年平均年增长4.5%。③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日本人均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在1947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仅为89美元，1950年为113美元，1955年为209美元，1960年为431美元，1965年为890美元，1970年上升到1940美元，到1980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440美元，1988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3570美元，超过美国人均21620美元的水平④。[3][4]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实现顺利转型，一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其中有四个重要原因：一是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地实现了高度化，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二是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到消费率上升的转换;三是社会结构实现了成功转型，中产阶级人群占社会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四是政治结构转换有力地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

日本的产业结构演变对收入转型起到关键作用。“二战”后的30多年里，日本产业结构转换的明显特点是：农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1000美元时，农业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工业的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在人均国民收入大约2000美元时比重达到最高(此时第二产业接近47%)，此后连续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在人均2000美元以后又出现了加快上升趋势(见表1)。从工业结构看，战后日本首先通过大力发展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工业发展，比如从1945年到1955年，日本的纺织工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4倍，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2.3倍、73.6%、3.8倍、5.8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工业结构的重心逐渐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化。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的纺织工业只增长了62.4%，而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石油及煤制品分别增长了1.21倍、3.44倍、96.3%、1.71倍。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结构又出现了高加工度化的趋势，汽车工业、家电工业的崛起与迅速增长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带动工业发展的是精密机械、电气机械、一般机械和运输机械等。20世纪80年代后，促进日本工业结构转变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造船工业、电气及电子工业、汽车工业、民用电气机械工业等通过机器人、数控机床和微电子技术的利用获得了迅速发展。日本的产业结构转换是成功的。根据有关资料，1950～1962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7%;1965～1985年，日本经济增长中约32%归因于技术变化，5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13%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约20%归因于技术变化，45%归因于资本投入的增加，35%归因于劳动投入的增加。[7]

产业结构演变是与需求结构相联系的。在“岩武景气”的1945～1955年，日本社会压低民间消费需求，大力增加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把尽可能多的资源包括过剩劳动力投向生产，发展出口经济。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发展暴露出了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工厂运用新技术生产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卖不出去，同时社会失业人口增加，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的罢工。1960年，日本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将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缩小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与小企业、地区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和收入上的差距，使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发展。此后，日本国民收入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长，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收入差距的缩小以及城乡差距的消除，大大有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成长，中产阶级扩大了消费需求，稳定了社会。据有关调查，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城市化率也在1970年达到72.1%。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已是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已经远远超过2万美元，此时政府更是号召要从“生产大国转变为生活大国”。从统计资料分析，日本在收入转型过程中，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消费率先降后升的过程。1952年日本的投资率为21.3%，1966年上升到32.6%，1970年进一步上升到39%。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投资率不断下降，1973年投资率下降到38.2%，1980年为32.2%，1993年为29.9%，2006年进一步降到23%。与此相对应，日本的消费率1950年为77%，1966年下降到65.9%，1970年进一步降到59.7%，此后开始上升，1973年为61.8%，1980年为68%，2006年达到75%。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资率从升到降、消费率由降到升的拐点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比重由升转降也恰恰出现在这一时期。此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0美元左右(相当于2010年的10760美元)⑤，中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

另外，日本的政治结构转换成本较小，也有利于日本向高收入社会迈进。“二战”后，日本建立了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度。皇权被高高“挂起”，天皇无权参与国政，只是国家象征。国会是最高权力和立法机构，内阁是最高行政机关。在国会中，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选举产生，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在日本政治结构中另一个特点是，尽管它是多党制国家，但从1955年到2009年，自民党一直执政(在1993年到1995年短暂失败)，是自民党带领日本人民由低收入国家成功跨进发达国家行列。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一党多派，形成党内互相监督制约;二是党内轮替执政，形成了权力的有效接应：三是社会监督，在野党和社会共同对执政党进行监督。

(二)韩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经验

韩国的经济转型比日本要晚一个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年人均GDP仅为67美元。后来，由于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顺利，实现了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使其很快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1961年到1994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8.4%，其中1980～1990年年平均增长9%。经济高速增长使得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1961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00美元，1970年为270美元，1977年为1000美元，1980年为2330美元，1990年为5770美元，2000年为8910美元，2002年为9930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1530美元⑥。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在2002年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⑦。[8]

韩国之所以能一举成为发达国家，首先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转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韩国农业占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占GDP比重是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一直是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以前，韩国产业结构转变主要是工业对农业的替代，服务业变化不大;1990年以后，主要是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见表2，下页)。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刚起飞时，韩国抓住美、日等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重点发展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70年代，随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还有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方面的竞争，韩国利用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向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钢铁、非铁金属、机械、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水泥、陶瓷等具有资本密集性质的重化工业，到1980年，韩国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进入80年代，面对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韩国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政策目标，对传统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同时大力发展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等。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出现恶化，此时韩国正处于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面对危机，韩国在积极推进金融体系、劳动力市场、公共部门改革以及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韩国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精细化工、航天航空产业;2003年以后，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新一代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型家庭网络系统、数字内容软件、新一代电池、生物新药以及人工脏器又成为韩国的“十大引擎产业”。韩国产业结构成功转换的经验就是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中，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快速上升。

韩国产业结构转换是与需求结构变动分不开的。1960年韩国的投资率只有11.5%，此后连续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之后连续下降。消费率与此相对应，先是连续下降，后是持续上升。比如，韩国的投资率1970年为24.97%、1980年为31.61%、1991年为38.9%、1997年为34.97%、2002年为26.7%，消费率1965年为92%、1980年为76%、1990年为63%、2000年为66%、2006年为69%。需求结构变化是与收入分配相联系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头十年，韩国收入分配状况有些恶化，反映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362上升到1980年的0.39。由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最低工资法》，韩国居民收入增长加快，城乡和阶层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基尼系数由0.39下降到1991年的0.263。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韩国已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中产阶级和城市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都超过了70%。1992年韩国中产阶级在全社会中的比重高达75.2%，城市化率也在1990年达到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