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翠兰：语言存在论视角下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状态透析

【内容提要】 借助语言存在论视角审视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存在状态发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活在言意异域的双重语言世界中，其身心常处于多音意同、多词意同、语空意缺的语言存在感缺失状态。改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的身心存在状态，须创设平等的语言环境以促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融入城市，形成语言存在观以帮助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找到失缺的精神家因，培养城乡孩子语言主体间性以增进相互间认同。

【关 键 词】语言存在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语言主体/身心状态/精神家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学校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对他们而言，不只是生存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意味着他们身心成为城乡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生存方式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空间。由于语言与人的存在、思维、文化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语言可成为分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身心存在状态的一个维度。从语言存在论的角度来看，方言是一种构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精神生命底层的、本己的语言，而城市标准语(普通话)则是一种外在的、异己的语言。由于两种语言在城市学校权势地位的差异，方言所建构起来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城市标准语的侵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所持有的言词与所指称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遭到破坏，从而使他们成为城市学校生活中身心疏离、精神迷失的一类群体。为了改善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存在状态，使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惬意地栖居在“语言之家”，从而成为城市学校生活的主人而不是边缘人，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以求教于学者方家。

一、双重语言世界：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存在环境

在城市学校环境中，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活在双重语言世界中：一种是方言世界，一种是标准语世界。两种语言都以自己特有的、“任意的”方式将世界分别构成不同概念体系和范畴，从而形成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和意义世界。

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来说，这两种语言构成的生活世界是不同的。首先，从语言构成生命意义的角度来看，方言是一种植根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精神生命的语言，构筑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命的底层，在情感的最深处涌动。无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走到哪里，“(语言使用者)无论在思考或是写作时，都会受到过去语言的影响”[1]。标准语对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是外在的、异己的、工具性的语言，仅仅作为人际交流的媒介和工具。其次，从权势地位上来看，标准语处于高权势地位，而方言处于弱势地位。这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学校中，构成语言环境的教学语言、课程文本，甚至日常交流话语主要由标准语构成，由此，营造了一个人人说标准语的生活世界。而方言则时时遭到标准语的“裁决”和“评判”，成为城市学校中无形被排斥和贬低的对象。为了获得承认和认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得不掩饰、篡改方言，努力向标准语靠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言词与意义之间的断裂，从而导致他们生活在一个言意异域的世界中。

二、言意异域：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存在状态

言意异域的双重语言世界不仅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处于异域的世界中，而且由于语音、语词等指称意义的差异易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困扰和心灵漂泊。

(一)多音意同

城乡两种语言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语音上，按照方言学家的划分，我国共有七大方言(普通话属于方言的一种)，各种方言和普通话在语音上形成鲜明的对比。教师以普通话的语音为衡量标准，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方言发音进行评判。因为评判语音的正确与错误，常常是由存在者所寄居语言系统决定的，由此采用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我国是一个方言众多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存在“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语言发音现象，往往同一个词同样的意义，但在不同方言中发音差异却很大。在方言系统和标准语系统中，“牛”的读音不同，但不论是读“liú”还是“niú”，都是指那种四条腿、会哞哞叫的动物。因此，生活在标准语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学校中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得不将构成自己生命的方言语音进行掩饰或改造，以顺应“正确”的标准语的发音要求。如此，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身体处在标准语建构的城市环境中，但心灵却以方言为存在之居所。

(二)多词意同

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处于双重语言世界中，语言表达表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因为不同的语言系统，对同一指称对象可能会有不同的语词与其对应，这就会出现言词不同但意义相同的现象。对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来说，虽然他们身体脱离了乡土语境，但心灵依然植根于方言系统中，由于没有意识到方言和标准语间的差异，必然面临多个词语对应同一指称物、同一意义的现象，由此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的困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上述表现正如卡西尔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2]。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所使用的语词根植于乡土语言环境，但因处于普通话占主导地位的城市学校中，他们不得不有意识地控制方言并向普通话靠拢，由此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语词表达上的困惑。

(三)语空意缺

虽然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体来到了城市学校中，但构成其心灵世界的语言很大程度上还是方言。城市中流行的许多语词，对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来说，往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能指。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仅对城市学校流行的新词新语一脸惘然，而且在习作表达上，也常常会张冠李戴、前言不搭后语，存在语词堆砌、用词不当和语义不明的现象，实属语词与意义之间断裂造成的。究其原因，乃是普通话中的某些词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工具性”的，如同一种技能工具，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只见到其长相，但还没有学会如何投入使用，更谈不上其意义所在。如此，他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学会这些词汇。这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由于意识形态会对任何威胁其结构的东西都毫不留情地加以侵占、同化和钳制”，所以，“写作实际上总要向特定的意识形态寻求合法性”。[3]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寻求语言合法性的过程中，语言的异己性、空洞性、多余性就显而易见地呈现出来。由此，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活在两种语言的夹缝中，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的状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主动与被动中脱离了方言之家，成为城市学校生活的漂泊者。

三、语言存在感缺失：城市学校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身心疏离之归因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学校生活中失去了家园感和归属感，成为学校生活的漂泊者，主要原因在于其语言存在感的缺失，致使其不能成为语言主体，从而不能在语言中出场、呈现，成为学校生活中有意义的存在者。

(一)语言作为构成世界与建构主体的存在

人不是生活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中，而是生活在语言所构成的主观世界中，语言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4]人看到的永远不是真实的客观世界，而是由语言构成的主观世界，人类是通过拥有语言而拥抱世界。语言在展开我们生活世界的同时，将人这个主体建构起来。当个体来到这个世界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先在而庞杂的语言世界。“语言是在意识和意志之外的……当他还不了解语言时语言就已经如是存在着。”[5]在每一个人最初记忆中，大人通过一个个言说中的声响和活动中的形象(索绪尔的能指)对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个体进行指认，妈妈指着天上，告诉孩子这是“星星”，那是“月亮”。对于个体来说，语词“星星”、“月亮”只是一种声响形象、一种能指，而不具备对象性功能(索绪尔的“所指”)。对于一个纯真童稚的孩子来说，言语中能指的所指是在特定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不断地被指认建构生成的，“主体正是在那里(语言)以某种方式找到了他有意义的位置”[6]。因此，在能指与所指长期约定俗成的建构下，个体被特定语言系统逐渐建构起来，成为特定语言世界的主体。而主体要成为有意义的存在，必须进行有意义的言说。“语言的本质存在是作为显示的说。”[7]“说”意味着主体从语言中呈现出来，当主体说出词语的时候，不仅仅意味着主体意欲表达的内容或意义，更重要的是，主体的言说使自己在世界中呈现出来，从潜在的存在成为显在的存在。因此，人只有活在语言当中，只有“说”，人才能呈现、出场，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主体。作为城市学校生活中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仅生活在语言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两种相异系统的语言世界中。但不管如何，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必须“说”，并且是有意义地“说”。唯有如此，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才能在学校生活中呈现自我，显示自我的存在，成为说话的主体，成为学校生活中真正的一员，从而获得家园感和归属感。

(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学校生活语言存在感之缺失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能否获得家园感和归属感，取决于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活的语言世界能否让他们成为主体，能否进行有意义的言说。现实情况则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世界中，一种是显在的、占主导地位的标准语世界，一种是潜在的居弱势地位的方言世界。这两种语言构成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相异的生活境遇。在强势的标准语侵扰下，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既不能在标准语世界中获得语言存在感，同时又处于逐渐脱离方言世界的过程中。

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标准普通话(标准语)”[8]占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标准语成为城市学校实践活动的主要媒介，学校的物理空间、文化空间都是由标准语所建构的教育文本、教育口号、教育话语组成。

在强势的标准语面前，建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主体的方言成为一种“卑微”、“粗俗”、“落后”的存在，“方言通常等同于不标准或次标准，而且时常带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这种自卑的含义也会传递到那些说方言的人身上”[9]，这种自卑感导致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将构成本已存在的方言极力进行掩饰和压制。他们在说话之前，头脑中需要进行运演过程，必须将方言表达方式根据标准语的发音、语词、语法的要求进行转换。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必须提高警惕，时刻提防自己发音不准确的字或表达不当的词一不留神流露，遭到嘲讽和耻笑。

但由于构成生命存在的语言具有根生性的特点，在警惕性放松或者情感激荡的情况下，方言就会冲破束缚呈现出来，成为城市学校生活世界中一种“异样”的存在。由于每一种语言体系作为建构人生活世界的方式，“只不过是反映了该语言的载体――特定的人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10]。从而出现了言在此地而意却在彼地的现象，如发音怪异、词不达意、词语冗余、意义悬浮等，这种言意之间的错位反映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与其曾生活过的乡村语言文化间的断裂，意味着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不得不将属于本我的存在性语言向异己的工具性语言靠拢。在这一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失缺了自己的语言存在感，走上了一条“异己”的他者之路。

四、“语言乃存在之家”：建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精神家园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