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新权威主义”也要知所行止

中共新领导领政后，学界又升腾起新权威主义。我自己在以前的文章中，也表达了对这个主义的有限理解与支持。但一年多来的世事，让我对这个主义的行止限度，有更多的思索。新权威主义，不是集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其践行者，自然要改变过去多年之政治软懒散，但也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要言之，一要界定权力的边界是什么，二要明确强权的方向与范围是什么。不掌握这两点，新权威主义很可能滑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上的那些主义。

先说第二点。关于现有政治架构内部的权力分配，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我觉得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如果将适当的集权作为一个改革的措施，也是可以赞成的，特别是个人的集权，这比什么几总统制要好得多。但是，需要毫不含糊地明确一点：权力之间的分立与制衡，是永远正确的方向。即使我们不提三权分立，也要考虑必要的制度化的权力制约。由是，对于改革的思路与举措，我们要分清哪些是切合政治原理和国情的长治久安之策，哪些是格于实情纠正时弊的的临时非常之举。

比如关于人大的地位与作用，难道我们今天还觉得这是一个虚化的权力机关，是一个漂亮的橡皮图章，是一个权贵的游戏场所，是一个不得已的遮羞面纱？我想不会有人这样公开承认。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人大的强化，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政治和人事纠缠，会让许多事情格外复杂。但即使如此，我也不赞成因人废器，如果跳出思想障碍，这里的改良空间还很大，比如优化人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和界别结构。只要人大代表能够质量优良，就能够比较好的履职，于是人大自身就会有改善的内部动力。这与谁当人大领导没有太大关系。这也是真正落实中共中央深化改革决定中关于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举措。

又如司法集中化的改革，应当始终围绕司法独立的主题。如果不是这样，仅仅是权力的单一上缴，司法仍然会问题重重。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司法腐败的成因主要是不能独立，现在不在司法独立上下功夫，只是搞统辖关系的上划，那么无非是市县地方要干预司法加大了成本而已，但干预的行为不见得会少多少，而且其恶劣程度肯定会增加（比如省的干预更多了）。

概言之，我赞成最高领导人的适当集权，也赞成纪委的强权，但我希望加强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希望人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改革。

再来说第一点。

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要划清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二是要谨守政界与上层建筑其他领域的分际。

关于公权与私权的界限。

公权是公共管理之权，也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政权。我们也不去纠缠这个公权力是民所授还是打江山所得，只是说在当今中国，在社会思想观念包括学界和国民中的相当部分成员已经确定了人权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在宪法和整套法律体系已经基本规范了公权私权关系和不同权力内容，也包括了在执政党政治理念已经明确阐示了与时俱进的与人民关系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即使权利行使者想扩张公权，压制甚至侵犯民权，也必须有所限制。这里面，一个执政的底线，是不以刑罚惩治公民行使正当权利。

过去我们习惯于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把司法机关说成是“刀把子”，这样说起码是很不完整的。当权者要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专政为本的思维跳出来，也要从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跳出来，全面理解权力本质与功能，这样才能约束自己不那么冲动。

可能讲道理也没大用，那我就讲一讲利害。当权者最担心的，恐怕还是在自己手里让中共丢了政权。因此一边反腐败，一边打公民。他们没有想通一个道理，如果能把中国最具权利意识的公民争取过来，比收买几个上不了台面的下三滥，要强得多。而这部分中国公民，真正代表了最广大的国民利益，其所要求者，不过一种改良的政治，或者说，一种宪法政治。如果本党与中国公民中最优秀的这一部分能够有合作，也就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合作，那么还愁什么执政地位？

一说宪政，有人又要皱眉头。那我就不说宪政好了。我想说，明白的政治家，不会与人性对着干，不会与历史潮流对着干，不会与多数人对着干。这个都会同意吧。

那么，我就要说：在追求利益之外，追求真理、追求真相、追求真情，也是人类的天性。这个人性，权力压制不住。你可以宣扬官方理论，可以钳制公共言论空间，可以隐瞒历史真相，可以沉沦社会道德，但人们仍然会不懈地坚持这三个追求，无非会从公共空间转向地下和私人交往空间，转向非正式社群，转向宗教场所。有人可能会说我可以压制宗教。但是请问，在多年的压制下，中国信教的人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各种宗教教徒增加的事实，也告诉我们这种人性，任何人根本压制不住。

这其中的道理，不用别人教，中共自己的党史就是最好的老师。中共在革命时期的地下工作，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下，还取得了群众的巨大支持和成就。虽然身份已经从革命者变为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教训还在。国民党当年没有做到的，共产党也做不到。国民党比共产党某些方面做得还狠，比如暗杀都用上了，不是也没用么。

做一种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会激起对方的敌意，加大彼此的矛盾，在目前中国这种社会矛盾已经很激烈尖锐的情况下，实在是不智。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不是更加大了执政党的危机么？

再看一种历史经验，就是上届领导提出的和谐社会思想，是多么好的一种理念，但实际效果却正好相反。教训是什么呢？就是只关注了人人能吃饭，却没有关注人人能说话。人不是猪，用养猪法来管理人民，满足于解决国民温饱的基本人权，那怎么能行呢？违背规律，当然就受惩罚。于是交给下任的摊子，就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的一个糜烂局面。

今天的领导很能干，也敢干。最大的成绩是反腐。反腐是得人心的，但是对公民权利的压制却抵消了这种政治的得分。也许有人会说，目前的领导人需要有最大的行动空间，因此不得不这样做。这是没有看清利弊之真伪。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改善政治的助力，而不是阻力。即使按照政治厚黑论的说法，扩大利益同盟体和决策圈子，会对现有的利益集团成员给予决定性的打击。因为如果小圈子变大，那么新加入者会支持所有削弱原有决策利益集团成员的举动，并对制定这种改革措施的领导人给予有力的支持。要言之，改变授权来源，扩大国民有序参与，是必要的政治斗争的既良性也有力的途径。

再说谨守政界与其他上层建设领域的分际。

政治不是上层建筑的全部，当然它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其他部分如文化、教育等，与政治并没有统属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从属于政治的，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它们独立于政治，有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也有自己的运作规律。

这一点，我们党在多年的实践后，总结历史教训，曾经得到某些明确的认识。比如，1980年代，中共已经明确提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也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这就改变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党的文艺方针与路线。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是中共的政治理性和执政水平的一个跃升。

可是，对于上层建筑其他领域，比如教育，我们党虽然一度也曾有认识的进步，但始终没有上升到这样理性的高度。

我觉得中国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还教育本来面目，让教育中立化，脱离政治干预，成为一个真正培养合格公民的社会公共事业。

目前的中国教育，所有的人都承认它的基本失败。为什么失败？这原因学者说了很多，官员也说了很多。大家也都清楚，根本的症结，是政治的不当干预。中国的学校，没有教育独立，没有学术自由，已经沦为各级党校，而且是失败的党校。

现在，教育还出现了更严重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专制管理。用剥夺教职的方法去惩罚不听指挥者，杀鸡儆猴，已非止个例。

教育不独立，比司法不独立更坏。它使我们的国民，都成为人格和知识不健全者，成为没有创新能力的机器人。百年树人，贻害之深远，莫此为甚。

其实当局在这件事上的乖缪，也复合了上述的第一点。你不想让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追求真理，追求真相，追求真情，根本做不到。不过觉醒的国民，也会有种种的缺陷，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对当权者更不利。比如他们会更极端激进。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权者的确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而不是合作者。

因此，我希望在新权威主义下，这个权威能够让政治退出学校，让教育不再受意识形态和权力控制，成为真正的由国家和社会向国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以培养健全人格的公民为唯一目标。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功臣，就能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