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核心、忠诚与“出类拔萃之辈”

尽管“政治忠诚”今天经常成为人们反感的一个概念，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概念已经变得毫不相关了。这个概念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之所以成为核心概念，并不是人们喜欢这个概念，而是因为体制的运作需要这个概念。

一旦官员没有了这个概念，其行为不受这个概念的指导，体制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是大问题。也就是说，忠诚问题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同样，今天再次提出这个概念，表明今天仍有需要，体制的运作仍需要它。

情况的确如此。中共十八大以来，如此众多的高级干部从“出类拔萃之辈”变成阶下囚。这些高级干部在出事情之前，也是从基层一路打拼上来谋得高位，甚至成为政治局常委，不能说没有一些能力。实际上，他们当中甚至不乏在位期间取得一些成就、成为阶下囚之后，仍然为当地人所怀念的。

他们成为囚徒有多方面的原因，例如各种类型的经济腐败和生活作风等问题，但归根结底是政治忠诚问题，因为其他所有原因都可以追究到政治忠诚问题。很简单，如果党政官员在政治上保持对党的忠诚，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不至于出现那么大的问题。

正因为这样，近来中共高层又开始重视“政治忠诚”这个问题。政治忠诚不仅仅是那些已经成为“囚徒”的昔日“出类拔萃之辈”的问题，很多在任党政官员也不见得都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从经验来看，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很多制度上的努力，尤其是政治改革。

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政治忠诚。不过，问题在于什么是政治忠诚？政治忠诚的对象是什么？政治忠诚通过什么形式表达出来？这些见仁见智，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也有了不同的政治行为。在众多相关问题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是最令人困扰的问题，就是：忠诚是对皇帝本人的忠诚，还是对皇帝作为制度的忠诚？

尽管从理论上说，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但在实践层面有很多时候很难统一起来。当皇帝的实际作为和官员所认知的皇帝行为相一致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但当两者不一致的时候，各种问题就接踵而来了。

中国古代有大儒、腐儒或犬儒之分。对大儒来说，忠诚就是对皇帝作为一个制度的忠诚。皇帝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代表一整套原则、制度和礼仪。这套制度就是先秦诸子百家所强调的“道”。皇帝这一制度要通过皇帝个人来体现，正如现代总统制社会的总统职位要通过总统个人来体现一样。

因此，这里的忠诚是对这套既定的原则、制度和礼仪的忠诚。如果皇帝的行为符合这套原则、制度和礼仪，就要表示忠诚。如果皇帝违背了这套原则、制度和礼仪，就可以提出批评意见，甚至加以反对。对腐儒来说，忠诚往往只简单地表现为愚忠，即不管皇帝如何行为都对皇帝本人的忠诚。从经验来看，大儒有，但很少；大部分官员表现为腐儒。

腐儒或犬儒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即他们自身的原因和他们效忠对象即皇帝的原因。就他们自身来说，他们没有意识到皇帝的最高利益是什么。皇帝当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个人、小家庭、大家庭、权力圈子等都有不同的利益需要皇帝考量。但是，在众多的利益中，其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持、巩固和发展皇帝制度，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能体现整个国家的利益。

很显然，一旦皇帝制度不能维持下去，其他方面的利益就会无从谈起。对接受过系统儒家教育的官员来说，对皇帝的这个最大利益不能说没有认识。不过，很多人简单地选择了对皇帝个人的忠诚，而忘记了对皇帝制度的忠诚。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皇帝的个人行为，并不总是能够符合作为原则、制度和礼仪的皇帝制度。

对皇帝个人的忠诚不仅没有任何风险，反而会带来升官发财等大把机会和利益。而对皇帝制度的忠诚则具有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招致杀头之果。也就是说，如果对皇帝制度的忠诚没有制度保障，官员会很“理性”地选择对皇帝个人的忠诚。众多的官员成为腐儒，也不难理解了。

皇帝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因为在君臣关系中，君占据主导地位。君和臣两者都是制度，但两者都是通过个人来体现的。在实际生活中，臣必须是根据君的意思来行事的。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数千年像秦始皇帝那样的暴君并不多见，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更少见，大多数都是昏君。除了开国皇帝，其余的皇帝大多是被选择成为皇帝的，而皇帝成为怎样的皇帝，是昏君、暴君还是明君，不仅仅取决于皇帝本人的个性、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更取决于皇帝行使权力的环境，包括官僚阶层。

历史上，明君总是具有大局观念、能够看到王朝的长远利益，其行为不仅能够符合所确立的原则、制度和礼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治规矩”，而且能够把维持和发展皇帝制度作为其最高目标。明君也深知自己有可能忽视或遗忘这个最高目标，所以能够设置一些制度（例如“言官”）给自己提建设性意见。明君即开明皇帝，而“开明”的来源不仅仅是皇帝本身，在很多场合，皇帝也是经常被启蒙的。

不过，很多皇帝做不到这一点，没有大局和长远利益观念，只能看到自己、家庭和权力圈子等眼前的局部利益；要不过于集权和专制，不让大臣有说话、提意见的机会，更容不得批评；要不过于分权，大权旁落，让内戚、宦官、官僚等专权，最终导致王朝衰落和终结。

自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解体至今，中国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平等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已经深入人心，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再是君臣关系。不过，关乎政治忠诚的诸多政治文化现象，似乎并没有真正离开我们多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些现象依然流行。

在今天的中国，可以称之为“愚忠”的现象经常发生在各级党政官员之中。有些领导经常喜欢搞人身依附关系，要求下属对自己的绝对忠诚，而自己也对那些“愚忠”者不仅提供各种各样的利益，还提供政治保护伞，结果形成“团团伙伙”。传统政治上叫“朋党”，现代政治学叫“政治寡头”。更有甚至，“团团伙伙”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自我膨胀起来，自以为是，开始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独立王国”，从而对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构成政治威胁。

这种现象在十八大之前流行起来，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都成为这些“团团伙伙”的核心人物，他们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多个部委的政治网络，是典型的“政治寡头”。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源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缺少对政治原则的忠诚。

传统上，“朋党”的形成是因为对自己直接主子的忠诚，缺乏对皇帝体制的忠诚。在现代，“团团伙伙”的形成也是因为对直接领导的忠诚，缺乏对领导集体、政党、社会和国家的忠诚。

为何重新确立领导核心？

十八大以来，所有这些原来习以为常的现象难以为继了。今天中共重提“核心”概念，重新确立领导核心。一个大国、一个大党需要一个强有力、具有权威的中央领导层，而中央领导层又需要核心。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所强调的，中共诞生以来，每一代领导人都需要一个核心领袖人物来担当政治责任。实际上，政治责任担当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总统制中的总统、议会制中的总理，都是需要担当政治责任的核心人物。

但是，核心领袖人物的确立，并不一定必然导向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和专断，而是取决于一系列制度的确立和建设。因此，邓小平在确立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同时，也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来避免毛泽东时代出现过的个人专断现象。邓小平属于制度主义派。他认为，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犯错误。邓小平所设计的制度包括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领导职务限任制、年龄限制等。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制度，都是邓小平时代以来确立起来的。

十八大之前出现上述“寡头政治”现象，并不是说这些制度错了，而只是表明这些制度仍然处于探索过程，仍然需要改进和完善。正是十八大之前的“集体领导”在高层演变成“顶层分封制”，权力过于分散，不仅造成寡头政治，给执政党构成威胁，更使得执政党的改革和开放事业难以为继。因此，今天执政党再次确立“核心”和“忠诚”的概念，希望通过提高权力的协调性，来避免这些情况持续。

不过，党政干部是否适应这种变化呢？他们是否精准理解这种变化的意义呢？从经验来说，答案不是那么明确。今天，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出现的“腐儒”和“愚忠”现象又再次出现。一些干部口口声声喊“忠诚”，实际行为则是懒政、不作为，导致中央所期望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很难让人们理解这里的“忠诚”的意思。

而在社会层面，媒体上（尤其是社交媒体）各种颂扬个人崇拜的声音飞扬，各种批评声音则被压制下去。这些现象的共存，很自然让外界觉得中国似乎又回到传统或改革开放前的“愚忠”年代。

这里就涉及如何理解核心和忠诚的问题。借用一个古代的概念，如果从大局观念来理解，就会产生“大儒”；如果从小局观念来理解，就必然成为“腐儒”。也就是说，格局意识最为重要。一些官员没有格局意识，而只会口喊忠诚。那什么是格局意识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在政治局的讲话很有意义，因为这个讲话体现了现在领导核心的“大局意识”。

习近平在讨论党政官员对党忠诚时，强调他们必须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体现在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在对党的组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在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这里说得最清楚不过了，对党的忠诚是对党作为一个制度的忠诚，而非对党的个别领导人的忠诚。实际上，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强调“领导核心”时，也强调了领导集体和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并警告不能搞个人崇拜等。一句话，“腐儒”现象的再现，就是各级官员没有格局意识的结果。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这种现象必须纠正，因为一旦风气形成，久而久之就会在各级领导干部之间导致小格局（即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小圈子利益）盛行，而大格局（即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消失的局面。出现这种局面的时候，也是执政党面临执政危机的时候。如何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