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在“一不愿、二不敢”之后――清点中国反腐败的武库

全世界争论不休的当今中国反腐败之动力是否已经枯竭的问题，可靠的答案要从现代中国的两大“百年老店”――中共和中国国民党的兴败曲线中去探讨。

【一句抵一千句的中肯评语】

我们很多人都耳闻过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那个著名评语――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亲自从延安奔赴战时陪都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抗日战争之后的国家政治格局。在这之前好多年里，中共和左派民主人士都猛烈批判蒋介石迷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领导的政治运动，和藉此而建立起来的有效政治制度，力图照他们的模样，在纷乱的中国也确立“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高度集权体制。可是，在重庆的几十天时间里仔细近身地观察了蒋本人、他的军政领导圈子、以及本地的政治纷争实际状况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是“搞民主没有肚量，搞独裁没有胆量”。于是，毛泽东10月份回到延安后，对如何在下一步的内战中击败国民党，有了加倍的信心。

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当年的那个绝妙而中肯的评语稍微改动一下，应用到1949年开始直到今天的反贪污腐败的主要模式和方法之上，也可以这么说：眼下中共的高层领导要惩治党政体系内部的腐败势力，“搞民主是不愿，搞‘文革’是不敢”。

这种既要认真长期地反腐败、又“一不愿搞民主、二不敢搞‘文革’”的基本心态，是目前和下阶段中共高层领导的两难状态，既值得我们同情地分析，又值得我们以此为背景去思考中国政局的可能走向。

【有前车之鉴，才有后车稳开】

中共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不愿意搞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那种松松垮垮的民主政治，理由多多，大家都相当熟悉，不用细细列举。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蒋介石推动全国实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高度集权体制、多年里做不到位、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同时期，毛泽东1943-1945年在延安大搞整风运动，终于把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体系整顿成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高度集权体制，然后凭藉这个自上而下、严密严厉、高威慑高效率的权力架构，夺取了全国统治权（参阅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修订版，上册第399-400页）。

所以，对于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说，从1949年起，就坚决不重复当年其对手蒋介石犯的那种中低级错误，搞什么党外有公开的反对党、党内有公开的反对派的半民主政治。简言之，必须根除民主，才能稳控中国。实事求是的说，毛泽东等人的这个心得体会并不是完全离谱的――他们前半生目睹的中国，就是一个既不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也不地地道道的民主法治的散乱局面。而他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后，踏踏实实地连根铲除民主政治的祸源，一下子就把中国大陆统一和稳定住了。

然而，中共在毛泽东绝对领导之下的前几十年里，虽然内战非常内行，维稳超级专长，在有几个重大领域里，其本领和表现却乏善可陈，甚至败绩频频。需要澄清的是，说毛主持的中共“内战非常内行，维稳超级专长”，并不是无根无据的虚夸――毛泽东多次抨击中国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可是该党却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短短四年里，彻底被中共击败。这个国民党从1926年北伐胜利定都南京以后，一直到1949年，费了漫长的时间，武斗加文斗，最后既没有能够完全消灭地方势力，也没有能够消灭民主党派，更没有能够消灭敌对的武装团体。而中共从1949年到1950年代初期短短的两、三年期间，基本上就搞定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得公正地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内战非常内行，维稳超级专长”。

【打赢了内战，没打赢反贪】

然而，令毛泽东最感挫折的领域之一，便是党政体系内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尽管事先已经警告过中共干部，“我们进城以后不要重滔李自成队伍的覆辙”、“时刻警惕裹着糖衣的毒药和炮弹”，但从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之日起，毛泽东就目击他手下的许多干部迅速地败在贪污腐败之下。毛在1951年年底，不得不猛力推出打苍蝇、打中小老虎的“三反运动”。全国总共有312-384万的干部经过组织系统的审查，其中有120万以上的人被指控贪污，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不过，最后受行政处分的只有23万人，受刑事处罚的6.4万人，省级干部仅为25人，绝大多数是基层和中层干部（详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册第384-388页）。

原本计划至少要进行到1952年6月的“三反运动”，发起一个多月以后，不得不偃旗息鼓。根本原因不难理解：中共刚刚夺取全国政权，党政干部是新政权的躯干和四肢，缺了他们，北京的中央机构什么都难办。打苍蝇和打中小老虎，太伤害他们的积极性，只好放他们一马。对此，毛泽东必定是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后很多年里，他都没有再发动相等规模的、针对党政干部的反贪腐运动。

直到1963-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通常所说的“四清”和“五反”）高潮中，毛泽东才找到第二次机会，亮剑直指他视为重大威胁的党政体系的溃烂现象。1964年6月4日，他对北朝鲜的高层访华团说，中国农村里接近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已经变质了（“四清”主要是对付农村干部的，“五反”是针对城市干部的）。同月8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机构已经变质了（参阅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12年，第3卷第386-387页）。

【毛泽东的杀手锏：暴民政治】

可是，这场运动也是虎头蛇尾，并没有按照毛泽东原来的宏图全线展开，主要是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竭力不让运动搞得太猛烈。他们一是加强既有的党组织领导、二是通过派工作组的方式，把运动置于严格控制之下，特别是在城市里，因为中高层干部――也就是出产中大型老虎的群体――都住在城里。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超级革命家，他虽然和他的同志们一样，不愿采用民主政治的体制来搞反贪腐，但他最终却与绝大部分的同志分道扬镳，采用暴民政治的体制来搞反贪腐。在十年“文革”期间，特别是1966-1969年的红卫兵运动高潮的三年里，中国党政官僚们每天都生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不知道会被造反派揪到哪里、怎么批斗、关在何处、结局咋样。

从1949年开始到1965年为止，毛泽东多次试图采用正统的中共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官员大面积腐败的痼疾，可是这种“自上而下、组织布置、层层把关、上级拍板”的正统体制，老是被庞大的官僚体系精巧地扭曲乃至废功，令反腐败运功来时猛烈，走时惨淡。毛泽东晚年拼着一生积蓄的政治资本搞文化大革命，实在是看透了官僚体系的大面积腐败，不可能以正统药方来医治。否则，毛是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放出暴民政治之熊熊烈火的（参阅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第10章）。

【今天的反腐败运动：一不愿、二不敢、三创新？】

因为有了国民党当年丢失政权的教训，1949年以后的中共领导层绝大多数不愿使用现代社会反腐败武库里的主兵器――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包括多党竞争、独立的法律体系、自由的媒体、多元的公民组织。又因为有了“文革”的惨痛经验，1976年以后的中共高层绝大多数再也不敢使用毛泽东的杀手锏――放手发动民众猛烈冲击官僚体系――来医治腐败顽症。

那么，当今中共高层的反腐败武库里，能够动用的主兵器，就屈指可数了――我们必须以这个大背景作参照系，设身处地和怀着一定程度的同情，来解读、评价习近平班子最近期间，在反腐败领域中艰难曲折的、常常是扑朔迷离的操作。更重要的，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深层脉络，来分析中共反腐败可能激发的政局异动。

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基本上依靠的就是正统体制――自上而下、组织布置、层层把关、上级拍板。只不过在技术细节上，比以往有一些创新之作，比如开启公众举报的互联网站、专门邮政信箱和电话热线，大幅度调动省市级的纪委书记，频繁派出巡视组。仅仅依靠这些，整肃中低级官员的腐败问题多半上是有效的。幸好靠着另一个强大的动力――严惩十八大前夕企图改变最高层接班程序的几个野心家，才使得这一轮反腐败运动，能够击中几只大老虎，并延续了两年之久。这太不容易了，已经破了“文革”后的反腐败纪录。

【还有一种体制可以用于反腐败，但是…… 】

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基本面上的正统体制加上一些技术细节的新招，已经很难把反腐败运动再往上、再往前推进了。说到底，这个正统体制唯一依靠的操作者，也就是反腐败运动的对象――官僚体系。越往上、越往前推进反腐败，就越是要伤害更多的官员，他们不可能自愿地相互伤害到底。这是官场之常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甚至部分的同情。

那么，在“一不愿搞民主、二不敢搞‘文革’反腐败”的大前提下，中共推进这一运动，还有没有除了正统体制附加新技术细节之外的另一种体制呢？

有。但是，它是非常厉害的。它在带来特殊效果的同时，会促发严重的副作用。在中共最近的反腐败操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含义重大的新趋势，有待下一步仔细探讨。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本文授权发布，原载于多维网

 （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