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念：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与暴力政治

6月28日，在香港旺角西洋菜南街，近百名来自“本土力量”、“本土民主前线”以及“勇武前线”等激进组织于傍晚6点多发起“反大妈唱蝗团”的集会。晚上8点多，“爱港行动”、“忠义民团”等反对力量抵达现场，双方形成对峙。集会最终引发多次冲突，警方两次动用胡椒喷雾，并拘捕数人。29日，仍有大约数十人在警署外聚集，要求警方放人。

7月1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一年一度的七一游行。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称，有本土派人士于网上扬言，将在全港多区举行“泼水节”，并教人以易燃甘油或其他有害物品制作水剂。警方对此表示关注，强调会采取果断执法行动。

近日的暴力活动表明尽管政改方案被否决之后，港府尽量淡化政改争议，大力宣传经济民生政策，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生，但暴力政治对香港社会发展的干扰并未消退。不仅如此，暴力政治还将是香港今后民主进程中的一股阻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从选举到暴力：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民主转型的短期代价就是类似战争的民族主义纷争和暴力种族冲突。斯奈德给出的解释是，在民主化之前，由于政治被认为是政治精英们的事情，大众对于政治的参与热情不高，民族主义未能很好地发展，暴力种族冲突也少见。

但是在民主化的初期阶段，民众被赋予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权利。政治精英会鼓励民族主义的发展，借助民族主义支持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扩充自身的政治实力，从而保证对民主化进程的主导能力。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发展壮大的契机。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也演变成一种政治工具，各种政治势力都会借助民族主义的力量来扩张势力，以便在未来的民主体制中获得满意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老牌政治精英与新贵政治精英之间的分歧会逐渐凸显，温和派与激进派也会分道扬镳。而激进政治势力，借助民族主义的大旗，更容易成为暴力政治的主力军。

与民族主义注重历史、文化、国家利益存在差异的是，本土主义相对更为注重地域性，更为强调地域的封闭性，往往将独立地域作为划分自我与他我的主要标准。与民族主义相类似，本土主义也最容易在民主化初期阶段被激发，并成为本土政治力量参与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政治手段。不过，与民族主义所不同的是，本土主义更容易催生激进政治势力，尽管也有温和理性本土主义政治势力的存在。本土主义口号下的激进势力也更容易演变成暴力政治势力。

暴力政治与根治手段

在民族主义势力内部，会出现激进民族主义。在本土主义势力内部，也同样会出现激进本土主义势力。激进民族主义势力与激进本土主义势力构成香港暴力政治势力的主体。激进本土主义势力对社会的滋扰以及二者之间的争斗，自香港政改升温之后就从未消停。当然今后也很难停止。此前旺角集会冲突即是近期的一个明显例子。

由于政改被否决，短期内港府不打算讨论政改，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原地踏步的困境。而停滞的民主化进程更容易催生暴力政治，不管是在活动范围还是持续时间，抑或对民主化进程的阻碍作用方面，暴力政治都将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仍不应对香港暴力政治的破坏性过度担忧。斯奈德指出，只有当政治转型和政治体制薄弱两个要素相结合的时候, 一国才特别容易陷入麻烦。对于香港而言，政治转型已经启动，尽管目前陷入停滞状态。香港的政治体制也颇为完善，能够为民主化进程提供有效的体制保障。因此，从政治转型启动和政治体制的完善来看，暴力政治不会对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在应对暴力政治的问题上，斯奈德指出，强制性措施打击民族主义冲突很有必要。与此同时，也要创造良好的公民社会组织来消除好争斗的民族主义。自政改争论在香港升温以来，本土主义激进势力对普通市民的滋扰，以及其与民族主义激进势力之间的争斗持续，其间也有数次冲突。

对于这些冲突，港府出动警察，采取喷辣椒水，逮捕闹事人进行处理，及时有效地控制了暴力冲突的蔓延。但这只是治标之举，并不解决实际问题。此外，随着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媒体宣传的快速扩散效应，对暴力冲突的及时有效管控将变得困难。

在创造并发展好公民组织方面，香港有其独特优势。无论是在教育体系、人才培养，还是在扶持力度、公众认可方面，香港的公民社会组织都较为发达。但问题是，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否有效发挥消除暴力政治的积极作用。这将是港府以及关心香港民主化进程人士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至少，从目前来看，尽管在暴力冲突发生后，会有一些社会组织来谴责此类暴力行动，也有一些社会组织注重对暴力政治危害性的宣传，但有效的公民组织建设仍需各界努力。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