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略论“政治担当”

2015年6月14日，乔石先生溘然长逝，我在自己的Q空间里写下了下面一段很简短的话：“乔石先生走了，万里先生还在，我们温习他老人家的一段话吧，据说是五年多前说的，还不是很久远！”下面附上了一张图片，图上有万里先生的头像和一些敏感且尚未得到官方文献证实的文字――【还原历史 一步必须要走的棋】2009年，万里写到：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那些承诺在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到了50、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现在，我能公开说出20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历史总会把真相还给老百姓。

完全没有想到，仅仅在一个月零一天之后，我看到了万里先生驾鹤西去的报道，这让我颇感惊讶。万老先生是我所“认可”的为数极少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此外，还有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朱厚泽等几位先生），他的家乡山东省东平县和我的家乡汶上县紧邻接壤，前几年我还曾借开展社会调查的机会前往那里（位于老县城州城十里宋街南段的万里故居）参观拜访。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先生可能已成为我对执政党的“自我革新”还抱有一丝幻想的最后一根象征之柱，他的“长寿”经常让我在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悲观情绪中获得一点慰籍，尽管内心深处也明白，这基本上就是一种自我麻醉！如今，万老走了，我的幻梦也许应该醒过来了；虽然主流新闻媒体给了他很高的政治评价，但是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现实让我莫名地感觉到：执政当局其实并没有资格这样说话和做事――并没有继承（甚至完全背离）他的政治遗愿，何以还要大肆宣传“本是一家亲”？这难道不正是变相地破坏老人家在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吗？在与一位友人的闲谈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深知我“一吐为快”的性格，所以建议我写点文字纪念万里先生，我回答说：“不好写啊，有些话说了没意思，有的话说了就碰红线，这真是我们这代读书人的悲哀！”几天来，我一直纠结于如何“写点东西”表达对万老先生的深切缅怀，昨晚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汇“政治担当”，我认为这个词最能精炼地“概括”出万老的政治事业与人生。

何为“政治担当”？尽管我国的日常政治话语之中经常出现这个词汇，却很少见有学者对它做出权威的定义，我也不想做这样的尝试；为了理解它的核心意义，我们还是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来说话吧。当时的中华大地，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魔法”实验后，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不仅国民经济到了频临崩溃的边缘，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危机也日益凸显，而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危机也逐渐浮现出来，它集中表现为已经“蜕化”到毫无智商可言的大众思维方式，反科学、反理性的极左狂热思潮和教条主义控制着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在这种形势下，虽然这些危机的始作俑者已经驾崩，但是他的神圣性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很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尽管已经认识到了灾难的源头，却无人敢于或能够揭穿这个“皇帝的新装”故事，即使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在言行举止上也显得小心翼翼。然而，就是在这个最需要“勇士”却也最难得的时代，万里先生率先站了出来，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支持安徽省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迈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步，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了这项举措的“历史正确”，万老先生也因此获得了很高的荣誉，但就当时而言，这样的“决定”绝非普通政客可以做出的，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担当”的生动和杰出体现！前段时间刚刚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也有剧情涉及到了这一点。万里先生能够将个人名利和政治前途碰抛置一边，以敏锐的洞察力推动历史进步，甘冒风险去追求真理，我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一位具有强烈“政治担当”意识的政治家的风范。

具有“政治担当”意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十分艰难，因为这需要当事人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历史眼光，更需要他超越狭隘的个人私利，最关键还需要克服人类本能所具有的某些“权力”意志和欲望。雷颐先生发表在《经济观察报》（2013年10月21日）上的《清王朝最后的时刻》一文提到，清朝在1911年的灭亡主要源自于朝廷内的利益集团难以超越自己的狭隘私利，迟迟不接受改良派的“立宪”和“新组阁”建议，最终导致革命派在民意当中占了上风，而一旦革命被发动起来，朝廷的所谓妥协退让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很显然，清廷之所以错失历史良机而自取灭亡，最重要的一个内部原因就是缺乏具有政治担当意识的主政者，这其中可能还涉及到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形成的“群龙无首”之政治局面，所以即使有部分开明人士（比如醇亲王载沣）致力于变法革新，也难以及时推进。尽管这段历史仅仅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是又有多少中国政界人士真正从中汲取了教训？我们没办法给出答案。就改革开放之初那个时期而言，万里、赵紫阳等改革先行者绝对堪称具有“政治担当”意识的政治家，民谣“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已经牢牢地将他们的历史功绩记录在万民心中。那些让别人冒险推行改革试验、自己却暗中看风使舵者，虽然最终也成为了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入的历史进步力量，但是比起真正的先行者，他们的“政治担当”意识就显得逊色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讲，万老先生的人格可能还要高于比他职位更高的某些领导。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因此，政治投机分子十分普遍，且很多政治斗争的最终获胜者往往也是这等“人物”，而改革先行者却很难有好下场，比如商鞅、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历次政治改革都十分的艰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对“革新”没有提供多少适宜的空间；另一方面，最高政治权力的持有者大多都是利用革新的倡导者推行有利于自身统治的实验，而一旦出现问题，就倾向于用改革实验者作为替罪羊进行处罚甚至处死，导致绝大多数政客根本就无革新之念。当这种历史不断重演时，中国的政界人士就变得日益保守，即使面对已经明显极不合理的制度或者政策，他们大多也会选择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态度，从而很容易形成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但越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环境中，真正的改革者就越是显得“弥足珍贵”，万里先生身处文革刚结束的敏感时期，能舍身变法，而之后即使身居高位，仍不忘国家政治进步之大计，屡屡以身垂范，推动中国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真正彰显了那个时代最具“政治担当”意识的政治家的高风亮节。

北宋宰相寇准曾力排众议，敦促真宗亲征澶渊，打败辽军；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于谦力排南迁之议，拥立代宗，整饬兵备，亲自督战，率军破敌；清臣李鸿章千里出使欧俄，忍辱赴日签订《马关条约》，甘顶千古骂名而稳国家政局；左宗棠抬棺入疆，自筹军需经费，收复伊犁等多地国土......这些历史典故已被国人传颂许久，寇准、于谦、李鸿章、左宗棠等都因为各自的“政治担当”而被历史记住。在我看来，相比于那些年代，当前的中国才是最需要具强烈“历史担当”意识的政治领袖的时候，只是这份“担当”可能不是通过战争和外交谈判来实现，而是需要切实地推进“还政于民”的宪政民主制度建设来体现，如此不仅可以避免王朝更替的恶性历史循环，还能以最小的代价加速中国现代文明的建设进程。沿着万里等先生开创的改革开放之路继续前行，中国未来的方向其实早已经十分明确，如何克服前进的层层阻力、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已经成为当前时代的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也是考验他们是否具有“政治担当”意识的最佳方式。言语自此，朦胧之中感觉自己又进入了“幻想”状态，期待总是落空，还是不要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