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在寻找抑制“中国病”的方法

日前，在第20个世界读书日，也是浙江省首届全民阅读节暨书展开幕日，郑永年推出新作《民主中国如何选择》。期间接受凤凰评论的专访。（注：此为专访下篇，上篇为《中国民主应是“开放的一党制”》，链接见文尾）
访谈嘉宾：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共同主编，《中国政策丛书》的主编。著有“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丛书。

知识分子要独立而非中立
凤凰评论：有人对你观察中国的方法论有一个评价，说你是基于现实而提出渐进的改革方法，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分析。对这种评价，你怎么看？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中国社会确实有问题，我以前说过，如果中国社会没问题，我干脆就专心做学问，不会写这些政策建议文章。正因为有问题，我才写这么多的文章。
我不认同某些“左派”所说的中国模式。他们说现在的中国模式很好，比美国都好。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为什么老百姓还有那么多抱怨？比如雾霾、社会公平等各种问题，中国社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进。
同样，某些“自由派”也不对，基于中国的现实，两个派别的可行性都很小，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社会是有毛病，但我们要找出抑制中国社会毛病的方法，方法论很重要。光争议价值观没什么用，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凤凰评论：你观察中国的这种方法，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吧？
郑永年：理论跟实践的结合非常重要，不过，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认同也很重要。
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性，以前为皇权服务，现在为资本服务。
社会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最好的品德就是要为社会、为国家服务。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不可能中立。很多西方学者标榜中立，很难让人信服。虽然中立不可能，但独立是可以的，知识分子要做独立的研究。
俄罗斯经历过沙皇时期，够专制吧？可俄罗斯的学者为什么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原因在于，他们能保持独立性，心灵的独立，谁也控制不了他们的心灵，所以我特别喜欢中国的庄子，但是道家太不关心中国社会，只关心自己的心灵独立也不够。但庄子的这种独立精神，对知识分子的认同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有知识的人要承担责任。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把知识和物质利益或者权力结合得太紧，他们认为每一分知识都要换多少钱，或者换来多少权力，知识的目标就是知识，没有什么其他的。我写东西就是根据我的实际观察，基于自己的情怀、知识，用心把它做出来。因此我写的东西只是在写的时候属于我，写完了以后，从来不属于我个人，别人想怎么评价都可以。
凤凰评论：你说知识分子对自我的这种认同感很重要，那你的这种认同感是来自哪里，？或者说是受什么影响？
郑永年：主要是对知识的追寻非常感兴趣，把对知识的追寻作为一种使命。
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会，有一百多个智库，大家都在想，智库怎么样才有影响，我听了后很不高兴。如果智库真正要去影响什么，肯定事与愿违。因为你考虑的并不是要说什么，观察到了什么问题，从而传达出来，你可能总想我，不可以自私。很多人就是太自私，没有自我，说了许多东西好像都是为了别人而做。其实，你要为自己而做，责任就是创造知识。做什么东西有影响，你需要什么，这就会没有了自我。用哲学一点的话说，人必须要有自信。

不做假学问
凤凰评论：你之前好像说，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走出中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给自己做这样一个定位，是怎么产生这样的想法？
郑永年：因为我觉得很憋屈。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从1990年出国到现在，看到成型的西方社会科学体系，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所有的社会科学体系里没有一点点中国的影子，就是说，中国人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几乎一点都没有。
中国当代的转型，我们只能看历史了。法国三千人，构成一个法国大革命。欧洲的整个转型，比中国的规模不知道小多少。中国是13亿人口的转型，但是欧洲的转型，产生了太多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比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我们今天在读的西方经典都是转型的产物，中国为什么没有？我非常生气。
他们能成为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是因为他们想解释社会，解释他们所处的时代，解释他们的国家。我不是说自己能完全解释清楚，至少我的目标是想解释中国社会。我们都是用西方的东西来理解中国，这是不对的，用他们的方法只能观察他们的社会。所以我经常强调，现在很多人在做假学问，很多研究一开始就是错的。
凤凰评论：如果不附加太多其它的东西，能够把这三十年发生的很多事情解释清楚，这个就非常了不起了。
郑永年：非常了不起的，不用说整个三十年，像亚当・斯密，他就解释当时的一个市场经济，马克斯・韦伯只解释了一个官僚科层体制，涂尔干只解释了一个劳动分工。不用说这三十年的全面解释，有一两方面你解释清楚，你肯定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所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如果他们方法论正确的话，是能够大有所为的。

学术无国界
凤凰评论：我对你的学术之路也比较感兴趣，你1981年到北大读书，然后在北大待了九年，后来去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读完博士之后就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这种学术之路，尤其是最后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一直待到现在，没有回国，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郑永年：当时我在普林斯顿毕业之后，选择角色的时候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报酬，我们的博士导师也只有四万美金左右。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光是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
其实我去新加坡也是很偶然，因为想了解一下“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经验。去新加坡原本计划打算过两年时间再离开，结果一直待了下来，因为新加坡离中国很近。我觉得当代中国很多学者做的好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我是不中立，但是我独立，我在新加坡这个位置，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
真正的学术是没有国界的，所以对我来说，到哪里都一样。

不关心这个社会，再有学问都没用
凤凰评论：你每一次对中国时局的观察，在我看来，都非常的敏锐。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去年底凤凰网发表的你那篇《习近平的政治路线图》，文章首先提出了“中国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是继毛、邓之后的第三代领导人，他可能开启了未来中国三十年的道路，这篇文章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篇《中国可能出现的十大颠覆性错误》，还有对中国反腐的观察，因为这个也是十八大之后最大的一个政治特点。你就提到，中国目前的反腐其实是在反寡头，净化政治生态。单从十八大之后，就这几篇文章来说，对读者、对中国人非常的解渴。
你把大家关注的问题，通过这几篇文章，及时地提供了一个视角。很多人就有疑问，怎么能够这么敏锐地捕捉到，而且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是不是有独特的信息渠道？比如说有没有官方内部的消息，或者别的什么渠道？
郑永年：没有，有时候知道内部消息很危险，那是国家机密，我不需要任何国家机密。如果你真正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社会的话，你应当了解这些事情，我觉得没有问题。我刚才说了，用超然的立场来看时局的话，就看得非常清楚。你把自己作为一个权力的一部分，把自己作为利益的一部分，反而看不清楚。
以前我问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说你去看看，获诺贝尔奖的人，唯一最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关心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点对我的启发非常重要。你聪明，有学问，但你不关心这个社会，也没用。
真正关怀病人的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什么病。所以我觉得关怀社会是最重要的，知识等方方面面的不足都是可以去提升。如果没有关怀社会这一点，你就根本不会知道中国未来社会怎么样，未来二十年怎么样。
我1981年就开始学政治，然后全面学习，读完博士以后，开始写中国，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根据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那些问题，大致可以判断中国必须走什么道路。
我现在研究民主，也是这个道理。等民主发生了以后，再去研究，那就来不及了。我现在研究中国未来民主的形式，因为我已经能够确认中国民主肯定有这些要素的存在，没有这些要素，民主可能不会发生。
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要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做学问就要找出这些客观规律来，找出这些客观规律，你就可以意识到未来会怎么样。像美国一些人，预测未来有的准，也有不准，有些是空想、臆想，有的真是可以预测到好多东西。当你做预测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至少得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研究中国问题光盯着中国看不够清
凤凰评论：你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尤其跟中国的时局结合比较紧，单就中共的领导人来说，你研究了三代，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你做的很多政治性判断很少有失误，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相对来说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你是怎么做到的？当然我记得你十八大之后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十八大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大的转型，这出乎您的意料。
郑永年：能这么快走上这个道路，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但其实我观察的不是说你说的这几代领导人，我刚才说了，1981年进大学，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我把世界上的共产党都研究过。对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以前的也要了解。看中国问题光盯着中国看不够清，如果你去我新加坡的书房看看的话，除了关于中国的书外，大部分的书都是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我还经常到中国的基层去看一看，这样了解得反而比较多。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社会科学要了解人类发展的全部知识以后，才能有一个判断力。所以我经常大量地读其他社会的书，从表面上看跟中国研究毫不相关，但会给我很多的启发。
社会科学不能做实验，实验很残酷，但是我可以从已经发生的历史来看未来的中国。中国人和美国人不一样，跟非洲人也不一样，但是对方也都是人，这是大家共同的特点。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普适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尤其像学哲学，我想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它有跟其他社会一样的普适性，但同时有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把这两点了解了之后，你基本上可以做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

研究体制就要知道体制内的人怎么想
凤凰评论：很多中国官员比较认同你的文章，你也跟中国官员接触比较多，你自己好像也说过，喜欢听中国官员怎么讲，我想这也跟你研究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跟官员的这种接触，对于你研究起到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是作用？另外跟他们接触过多，会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
郑永年：我不仅跟中国官员谈，还跟农民、工人、老百姓谈。我不是说要了解官员，听官员的意见怎样，我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要了解中国整个的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就要理解这个体制内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所以，我可以观察到一般学者甚至官员不能观察到的，或者他们所忽略了的问题。包括观察基层政府，我写过“宪政中国”，这都是走基层走出来的，读教科书是读不到的。
作为一个学者，最好要足够独立，上至总统，下至流氓地痞，都可以接触，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学者的这种角色，因为谁都可以接触。但如果你是一个总统，很难接触到小老百姓，小老百姓也很难接触到总统，这个鸿沟太大。我们学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像记者一样，大家都可以接触，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