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中：和谐社会不整人――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之五

与朋友闲谈，他问我，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不说，使你体会最深的变化是什么？我一时语塞，因为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他说：就是没有政治运动和整人了。

仔细一想，他说的未尝没有道理。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真庆幸自己还能活到今天。整天的运动，斗自己、斗他人，各种的学习班、批判会、游行、示威、贴标语、喊口号、上山下乡、忆苦思甜、早请示晚汇报……你哪怕在一个事情上稍不留心，出了纰漏，你这一生就交代了，不是丢掉了性命就是甭想再抬起头做人了。

我被发配到乡下教书是在林彪出事后一年，当地老师就告诉我这样一件事。说县文化馆里有一个搞美术的，二十五六岁。有一天他和一位好朋友说：“我看林彪长得尖嘴猴腮的，毛主席怎么选他当接班人，肯定是个奸臣。”他被同事告发了，被判了死刑，就在林彪摔死的前一年，被枪毙了，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年的孩子。后来给平反了，给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最大的补偿就是转成了非农业人口，妻子被安排到县棉纺厂上班。但人死不能复生，大家一齐感叹要是晚毙两年就好了……。

全县教师开会，我认识了一位姓刘的语文老师。他总是低垂着头，眼圈红红的，说话从来不敢高声，嚅嗫着。后来才知道，从前他爱写些寓言之类的小文章，能在报纸屁股上发发，也就成了县里的教师中的名人。鬼使神差不知为什么就写了一篇《太阳的黑子》，被抓进监狱，判了十七年，说是影射毛主席。我见到他的时候是被提前释放的，但已经坐满了八年，妻子改嫁了，一双儿女送给父母抚养，但养不起，又都送给了别人。后来老父母经受不住打击，没有等到他出狱，就先后去世了。他虽然结束了劳改，但已经是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了。

有一天，教学组里突然来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农民，满脸沧桑，衣衫蓝缕。他自我介绍说是刚被摘掉右派帽子，落实政策又回来教书的。当他得知我是北京人时，一下子就好像他乡遇故知一样，向我诉说了几十年的不幸遭遇。原来五十年代他曾在北京顺义县教小学，被打成右派后，砖窑、农场几经辗转，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本以为家乡的人会善待他一下，没想到，什么运动都跑不掉被揪斗的命运。他说，我自己现在都不知道能认识几个字了，再看看我这付样子，怎么还能上讲台呢。过了不久他就办了退休手续，又回家去了。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说有一年临近过年，家里连一块钱也没有，也没有可以变卖的东西，他就去走村串户给人家清扫鸽笼（当地有养鸽子的风俗），收集点鸽子粪，卖给种子站，得了两块钱。两块钱全家四口人过了一个年。当然作为右派分子，他的悲惨遭遇，是不被别人同情的，越悲惨，别人才越解恨，那叫阶级立场鲜明。

毛泽东之后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人，从前都吃过在运动中挨整的苦头，所以发誓今后再也不搞运动整人了，并且还为以前受到运动迫害的人平了反。这是从国际共运史和中国现实中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掀开了斯大林统治时期不为人知的黑暗的一页。现在说出来，还叫人毛骨悚然。列宁去世前，苏共十一大选出的26名政治局委员，有17人被斯大林杀害和流放。从1919年――1935年，苏共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有29人被处死和暗杀掉了，其中包括和列宁并肩战斗过的、开国领袖，只有捷尔仁斯基病死之外，一个没有剩下。苏共17大代表1966人，其中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和处决，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有87人被捕和被处决。1990年1月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皮罗日夫曾透露，从1930年――1953年，斯大林掌权时期全国有377万多人受到政治迫害，有78万多人被枪杀；中国经历的反右、拔白旗、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只有反右公布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数是55万，其余人数不详。可是全国受到政治迫害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们，连同受株连的亲属们大概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其他的曾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历史，有些至今依然如故。

政治斗争，有胜有败，失败了，就下台。“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政治理念不一样，下台，这可以理解，但完全没有必要杀人，也没有必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更不应株连九族，让他们的子弟亲属成为社会的贱民，永远抬不起头，做不得人。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并理解了一个参照系――与我们的历史完全不同的权力产生和运作方式，那就是可以不诉诸阴谋、暴力和不流血而实现的权力转换和权力交接。一切都摆到阳光下，让民众做出选择。当这个机制运转起来，权力就真正体现为民选、民有、民治、民享，无论上台执政，还是下台为民，都变成了平常的事情，像穿衣吃饭一样。人民不会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必然掉头和坐牢了，政治家的生死去留也不会成为撼动整个社会的大事变。这对个人和国家何尝不都是一种幸福？

通过百家讲坛给我们不断讲述的从前的历史和宫廷斗争故事，不管讲述者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以往的历史其实都在验证这样一条真理：用强力获取权力，必然用强力来维护，围绕着夺权和维权所展开的无穷尽的阴谋、杀戮，其实都是一个必然而然的规律在发挥作用。人只要在这样一部运转的机器中生存，个人的所作所为，其实就由不得个人了，只有两种选择：或为鱼肉，或为刀俎。逃脱这一规律的唯一道路，就是改变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即改变制度。社会发展规律，像许多自然规律一样，是一定条件约束下的产物，要想使一个规律不发生作用，就必须改变规律存在的条件。

什么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是物质东西的不断丰富，使人的生存景况日益改善；随之而来的另一方面就是人身上的兽性不断被克服、人性增加。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所具有的不择手段的生存竞争天性在人身上也是同样存在的，只是由于物质生存资料的不断丰富，才使得这个动物性被逐渐抛弃。于是文明就呈现了一个由低向高，呈阶梯状的发展进程。奴隶社会的杀殉制度，对于奴隶社会的人而言，视为当然，但对于封建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讲已难于接受；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专权、等级观念、官本位，对于那个社会的人而言，也被视为天经地义，但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人来讲也会不理解。从甲古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象形文字：比如有人坐在另一个人的背上，有人骑在另一个人的头上，有的被绳索栓住脖子，有的人被枷住双手，有的被割去鼻子，有的被割去耳朵，有的被火烧死，有的被活埋，有人被砍去头颅，还有被凌迟、碎解的字样等等。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我们今天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一定会激起公愤，群起而讨之。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性已经进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就连战俘都有了保护战俘的国际公约，罪犯也有了保护罪犯权益的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学家们也在呼吁要废除死刑，等等。

所以中国走向政治宽容，也是时代的进步使然，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当然，这个趋势可能会因为某些个人原因加速或延迟，但其目标是定了的。可是我在网上还经常看到那些为斯大林辩护和怀念毛泽东时代的人的各种议论，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青年？还是在那个时代就以整人为乐事的打手和干将？如果是不知情的青年人，倒是情有可原。没有亲身经历过，别人再怎么说，也无法体会。就像历史学家再怎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也愤怒不起来，因为我们自己或亲人没有在被“坑”之列。可是如果真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不是整天叫人要换位思考吗？――你就是文革、反右等运动中一个蒙难者，你还会认为那些人该杀，是“革命”不可避免的，是什么仅仅的一个“扩大化的错误”就能原谅的吗？

当然，如果就是那个时代以整人为乐事的打手和干将，还怀念那个时代，我就无话可说了。因为今天的社会确实找不到像当年那样只要戴上一顶红帽子，就可以有机会给他人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或者私设公堂，滥发淫威，草菅人命了。他们借运动整人获得升迁和得到感官享受的机会没有了，感到了寂寞，感到了无聊，所以才怀念那个时代，才骂所有不让忘记从前那段历史的人。

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使我们知道了世界――和从前被告知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使国人不得不思考，我们怎样才能构建一个和偕的社会？是像我们有些媒体所希望的那样复制贞观之治呢，还是追慕康雍乾盛世呢？其实那都不是和谐社会的样板，要是和谐社会的话，就没有安史之乱和太平天国了。所以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要对我们社会所处文明阶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然后将其安放到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没有了政治运动，没有了整人这还不够，这还是恩赐政治，是开明领袖的个人许诺，将来的人会有各种理由将其延续或否定，只有没有了绝对权力，没有了非法夺权和维权的争斗，我们最终才能走向和谐的轨道。

200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