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红：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研究评介

内容提要：海外“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研究至今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主要是俄英德文专题文献汇编导读阶段；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美国关于中国性质的论争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主要是多维视野审视阶段。在这一研究历程中，围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题文集编纂，比较共产主义研究和关于毛主义的论争，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论述是否存在“欧洲中心主义”、“颂华”或“贬华”倾向，以及研究水平是否倒退等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既体现了海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中国研究领域的进展，也反映了海外关于中国历史编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取向变化。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国观；海外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14JJD710005)，西藏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与西藏实践研究”(sk2015-50)。

马克思恩格斯至少在150多件作品的800多处论及中国。虽然他们两人曾筹划出版包括其中部分文章的文集，但最终却没有实现。在当时，他们“论中国”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和摘引，如发表在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一系列文章，至少被《纽约半周论坛报》和《纽约每周论坛报》转载了20多篇，并被《纽约时报》等摘引。不过，海外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真正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1925-1956：俄英德语种马克思恩格斯专题文献编译导读阶段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主要讨论了东方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7月7日的第三十次会议上，梁赞诺夫作了关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报告，称“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也将被编入①。1925年梁赞诺夫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论中国和印度》一文，1926年英国《劳动月刊》发表了节译自该文的《马克思论中国》以及马克思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出版的美国《工人月刊》也刊登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并在文前加有介绍该文和“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编者按。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掀起了一股“太平天国热”。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在读到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后颇为兴奋，于1927年1月22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马克思是十二分的注意到太平暴动的进程，曾著了许多论文在《纽约论坛》上发表。……还在二年以前我即很奇怪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会没有关于太平暴动之记载，在五卅事变后梁尚诺夫同志首先发现了马克思关于此伟大的事变之论文。”②有学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不论是在俄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流行出版各类马克思主义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论英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与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论印度、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论西班牙，等等。”③单就“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而言，先后以俄语、英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出版了一系列编译类的专题汇编，其中，俄、英、德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传播最为广泛。

1937年4月，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编译部根据各种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编译出版了汉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9卷、第11卷上、第11卷下、第12卷下以及俄文第2版第9、12、13、15卷中，均收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在俄文版《资本论》(1936)、《剩余价值论》(1936)、《政治经济学批判》(1935)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相关卷次中，也有一些涉及中国的片段。此外，在1959年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中，也收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其中，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因为缺乏参考书而在引文的翻译上存在缺陷，且误收了并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中英冲突》一文，少收了6篇文章④，但其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述以发表时间为序分类编排的体例，却为以后在中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各版本奠定了基础。该书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论述分为三编，分别是：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包括“生产力•村社”、“国家•土地所有权底形式•地租”、“商业•高利贷•货币”三个主题)，关于中国的论文(共17篇)，世界商业与对华政策(包括“欧洲人之‘发现’中国”“对华商业”、“列强与太平革命”、“俄国与中国”四个主题)。

1951年，英共党员道娜女士编纂出版了英文版《马克思论中国》一书，主要收录了马克思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并附有导论和注释。该书后来多次再版，并于1973年由高山林太郎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道娜是英共历史学家小组的重要人物，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家，曾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道娜所编纂的这本书尽管名为《马克思论中国》，但也收录了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没有收录马克思的《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段》、《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以及《新的对华战争》的第一篇，且误收了并非出自马克思的《一些官方信件》(又名《毒面包案》)。此外，该书还附有与收录文章有关的大事记，校正了原文和引文中的一些印刷错误。这本书对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后来有关“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文献的编纂提供了参考，例如1957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就根据她这本书增加了5篇文章并对原译文进行了校订。

1955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编译出版了德文版《马克思论中国：英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收录的文章与道娜《马克思论中国》一样，因而也存在误收、少收的缺陷。不过，该书还增收了1856年9月26日至1869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通信中的12条、《资本论》第2卷中的1条和第3卷中的3条关于中国的论述，并增加了40条注释、1834-1864年相关事件大事记、70多条人名索引以及近百条德语与其他外国语对照表。1959年4月30日至5月12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率团访问中国，期间向中国转交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赠给毛泽东主席的108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其中就包括这本《马克思论中国》。

此外，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1975年也出版了由罗泰教授作导论和注释的西班牙语版《中国：活化石还是火药桶》，其中收录了多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文章。在米兰，1960年出版并于1965、1970、1976、2008年再版的意大利文《印度、中国、俄国》一书，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东方三国革命的文章，其中包括《时评。1850年1-2月》以及另外17篇与英文版《马克思论中国》一样文章。不过，这两本专题文集多是以50年代的英、德文版为蓝本，影响较小。

二、1957-1983：美国学者关于共产主义中国性质的论争阶段

受1950-1954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再加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爆发等事件，使美国加强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对华决策的需要以及中苏关系紧张等国际形势变化，基于地区差异的比较共产主义研究⑤广为流行，中国成为摆在美国学界面前的迫切问题，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之一⑥。不仅如此，这类研究还延伸到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对“毛主义”的评价问题，关于传统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国历史的延续与变革问题。当然，在这些研究中也折射出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问题，例如安多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它与非资本主义的或非欧洲社会的关系是可疑的⑦。再如佩弗认为，马克思是天才的甚至是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但作为19世纪的欧洲人，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分析方法主要是用来解释或批判他了解最多的世界，即欧洲资本主义世界，显然他并不是一个了解世界一切方面的人，更不用说了解他根本未曾生活其间的世界特别是中国了⑧。

在20世纪50年代，以魏特夫、史华慈等人为代表，在探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时，较多提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论述。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费正清将早期中国看作古代东方社会的一个典型，其中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特点的论述，显然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⑨。魏特夫在1951年发表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中国只是在表面上假装接受马克思，中国共产党竭力回避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特别是对中国的评价，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对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述知之甚少；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关于历史和政治的观点被列宁乃至斯大林的观点所取代，这一点很少被提及⑩。1954年史华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的论争》一文，探讨了1928至1937年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争，并论及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并未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仔细进行过研究，中国似乎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所有分类，或一点儿都不符合，这一争议一直未完全解决，直到通过国家行为用目前的共产主义制度才将其“解决了”(11)。

1957年，魏特夫出版了《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一书，其核心观点是：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为了利用有限的水源并抵抗定期的洪水需要进行大规模治水，这有赖各方面的有力协作，也需要有效的工程管理，于是形成了纪律、从属关系以及相应的道德信仰观念、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专制君主、东方专制主义，这就是所谓的“治水社会”，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这种“治水社会”形态。他指出，将东方世界与封建欧洲等量齐观，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新单线论”所造成的，这一理论运用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消灭了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理论和多线发展的概念，把中国等东方国家的传统制度说成是“封建的”，认为现在的俄国和中国已经达到一种较高的社会主义或原始社会主义发展水平，已经战胜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魏特夫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12)，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中国的消失并没有瓦解“亚细亚生产的经济基础”，而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把东方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性质神秘化，则是“对科学的犯罪”。他认为列宁进一步阉割了已被马克思阉割过的关于亚细亚的概念，担忧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倒退为旧沙皇制度的复辟，而斯大林则对亚细亚复辟的可能性不大在意，结果最终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复辟的代表”。他还指出，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建立了一种农业专制主义，这跟过去的专制制度极为类似，但中共党内的官僚统治者并未警惕亚细亚复辟问题，甚至共产党中国成为了真正亚细亚复辟的产物(13)。魏特夫曾是德共中央委员，在30年代与共产主义运动决裂，后成为“百万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特殊的经历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共产党中国充满偏见。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