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一

思想史家们无论怎样的谨慎琐细都无法避免以某种模式来处理他们的材料。这样说并不一定是赞同任何形式的黑格尔式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规律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这个观点在我们今天日趋流行 根据这个观点，人们相信存在着对人、物、事件的特性和规律的某种唯一的解释。通常，这种概念表现为鼓吹某种根本范畴或原则，声称这个范畴或原则可确实可靠地让我们认识过去和将来，决不会出错；它是一面神奇的魔镜，可以照见‘秘密的’，无情的，无处不在的历史规律； 这个历史规律是事件纪录器的肉眼看不见的，但只要明白了这个规律，就会使历史学家获得一种独特的自信心 不仅仅是对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且还能使他们确切地了解事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发生的原因，给我们确切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对于仅靠经验观察者煞费苦心地收集证据所建立起来的，并不可靠的体系，靠小心翼翼地求证，永远不可避免出错和重新评估是永远无法获得的 。

这种意义上的‘规律’的概念只好称之为形而上的空想罢了；与赤裸裸的事实 -- 全部的事实，硬邦邦，活生生，未被曲解的事实 或是一些人为模式的分类 -- 相反的概念也就等于神话，去理解，对照，分类，以比较复杂或不复杂的眼光去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思想，而是思想本身。我们指控历史学家夸大其词，歪曲事实，对事实视而不见，怀有偏见，或是偏离事实，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选择，比较的过程中受到了，至少在他们的选择部分上，一部分是他们所选择的材料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一部分受到他们自身的个性和目的的影响 我们指责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得出结论偏离得太远，与一般认可的检验和解释的规范相差太大，这种检验和解释往往具有他们所处的时代，地域和社会。这些规范、方法、和范畴就是一个时期的和一种文化的正常的理性的观点的规范、方法、和范畴，在最好的情形下是一种敏锐的，训练有素的观点，它审视一切相关的科学技术，而它自身却并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所有对这个或那个作者的批评，说他于偏见，或过于想像，或证据不足，或对各事件之间的联系认识不够等等，所依据的并不是某个绝对真理的标准，精确的事实，或是固执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科学地’发现过去的理想方法（wie eseigentlich本来的，真正的 gewesen过去），把它与纯粹的理论相对照，因为，所谓‘客观的’批评这个概念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意义上最终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批评多半基于诸如准确，客观和谨慎的‘再现事实’这个最微妙的概念上，而这在一定的社会、时代和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是行得通的。

当在历史记载中，伟大的浪漫主义革命的重点从个人主义的胜利被说成是并不包含多少个人主义色彩的制度的成长和影响，其‘再现事实’的真实性的程度并没有因此自动地被改变。这一新的历史，或者说是关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公共法或私法，政府，文学，或社会习俗的发展的记载，和早期的关于阿尔齐比亚德 ，或马库斯.奥瑞流斯 ，或卡尔文，或路易十四的事迹和命运相比，并不一定更，或更不，准确，‘客观’。修西底德斯 ，或塔西佗 ，或伏尔泰与兰克 ，萨维尼 ，或米歇尔 也同样并不主观，含糊，或富于幻想。这部新的历史只不过是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个新的‘角度’来写的。这部新的历史试图记载的事实是不同的，其重点也不同，在它所提的问题中，兴趣改变了，其结果就是它所采用的方法也改变了。概念和术语反映了对什么是证据，由此，到最后，对于什么是‘事实’的观点的改变。当编年史的‘传奇’受到‘科学的’历史学家的批评的时候，至少，其中隐含着的责备就在古代作家的作品与后来的最受推崇的，可信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本身又是因为对于人类发展的模式的流行观念的改变 因为模式的改变，人们正是根据这个模式来看过去的，那些艺术的，神学的，机械的，生理的，心理的模式在人们的探索中，在提出的新问题中，在采用的新的技术上，反映出来；回答的问题要比那些过时的问题有趣的多也重要的多。

这种模式的转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思想的历史。所谓‘有机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历史的方法的流行部分地借重于独特的自然科学或独特的艺术方法；这些方法被认为或真正是建立在这些模式上的；如对生物学和音乐的日益增多的兴趣，许多基本的隐喻和类比都是得自生物学和音乐，这种兴趣在19世纪中的历史作品中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物理学和数学的兴趣对于18 世纪的哲学和历史学一样；在1914 1918的战争之后历史学家们的‘收缩’的方法和反讽的特征显然是受到，并欣然接受了，在这时期已然被广泛认可的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影响。在过去一度受到推崇的历史作品中相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概念和前提更能说明这一时期的总的特点，因此，也是对这个时期所采用的标准，所提出的问题，对‘事实’和‘解说’所起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时期的整个的社会和政治见解的一个更为可信的标志；而不再是对某些基于想像的，固定不变的，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科学的，经验的还是先验的，绝对真理的不动摇的理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是根据这种对过去（或现在、将来）的态度方法的转变，根据人们所使用的习语和口号，以及他们所表达的怀疑和希望，恐惧和告诫，我们能够对这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抽象的社会组织，和最有才具的，最雄辩的代表人物做出判断。毫无疑问，人们说出和想到的这些概念可能就是社会的，心理的，物质的等其他进程的表征和现象，发现这些表征和现象就是这种或那种经验科学的任务。但是，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中最具特色的人物的意识体验 --不管其原因是什么，其命运如何 -- 的人来说，这一点无损于它们的重要性。而我们，当然，出于明显的观察的缘故，在判断过去的社会要比平等我们自己的社会要有利的多。历史的探讨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正是通过对照和比较来影响我们今天，为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可供借鉴的背景，凸现出我们自身的经验的种种特征，使之得以辨认和描述。

一个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比如，研究19世纪中叶的政治思想，如果对于思想和术语之间深刻的差异最终不能了然的话，他就一定是盲目的。术语，作为对事物的一般描述，把经验中的各成分相互联系起来，把离我们不远的过去和现在分隔开来。如果看不出孔德和穆勒，马志尼和米歇尔，赫尔岑和马克思之间的共同之处，不能领悟马克斯.韦伯和威廉.詹姆斯，托尼 和比尔德 ，莱顿.斯特拉齐 和拉米尔之间的共同之处，他就不会理解那个时代和他自己的时代；欧洲思想传统的延续，在较短的范围内，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突变和差异；离开这个传统，就谈不上对历史的了解。结果，他的历史评论就会有意地忽视相似性而片面强调政治观点中的个别的差异，这种片面性正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

二

19世纪的两次伟大的政治解放运动，正如所有的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是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抛开它们之间的区别，二者都在导致这两个理想的深刻分歧和最终的冲突中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相信，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问题都能够被解决，只要理智和道德的力量能够战胜愚昧和邪恶。宗教的和世俗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者，他们的声音在很久以前就被人听见，只是到了本世纪末才更加响亮；与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相反，它们相信，一切能够被清楚理解的问题都能被人类用他们所拥有的道德和理智的力量解决。毫无疑问，不同的思想流派对这些种类繁多的问题的答案是不同的；功利主义者说的是一回事，而新封建的浪漫主义者 保守的民主党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大德意志主义者，亲斯拉夫的人 说的是另一回事。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的无限威力和理性的道德的权威能够克服经济上的苦难和不平等。相反，社会主义者则认为，除非对分配进行一场激烈的改革，并控制经济资源，任何个人的心灵或思想的改变都无济于事，甚至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都相信权力和制度的力量并把它们看作是防止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混乱，不公正和残酷行为的一个必要的安全措施。无政府主义者，激进派，和自由主义者却抱着怀疑的态度，把社会制度看作是实现自由的（同时，在大多数这样的思想家的眼里，也是理性的）社会的障碍；这样的社会是人的意志能够想像和建立起来的，只是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未清算的古老的弊病和恶习（或非理智），而现存的社会统治者 无论是个人的或行政管理机器 正十分倚重这些残渣余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恰恰就是这些残渣余孽的典型表现。

关于个人对社会以及社会对个人的相对义务的争论无处不在，这里几乎没有必要再重复那些熟悉的问题，今天，在较为保守的西方学术界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中，这些问题本身对自由主义分子和保守派来说是一样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孤立的非理性主义者，如斯特勒（Stirner），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以及一时心血来潮的卡莱尔，但是大多数争论的要点是，甚至卡尔文派，和信奉教皇至上的天主教徒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人在不同程度上类似于两种理想类型中之一种。他要么是天生自由和良善的，只是受到了伪装成救世主，保护人，和神圣传统的守护者所建立的陈旧，腐朽，邪恶的制度的困扰阻挠；或者，他就是天生不完善的，永不能完全地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永不能完全地善，结果，他就不能完全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因此，他就会当然地在一个大的框架内去寻求得救的途径 国家，教会，和各种联盟。只有这些大厦才能使他们增强团结，有安全感，给他们足够的力量去抵御那些肤浅的幸福，抵御那些没有道德感的，或自我毁灭的人所鼓吹的危险的，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自由；他们或是以某种苍白的说教，或是以与人类生活无关的一种理想的热情，无视或摧毁我们原本有着丰厚的传统的社会生活 他们是盲人领袖领导着一群瞎子，他们劫夺了人们最宝贵的财富，把人们再次引向孤独，野蛮，残忍，短暂的生命的危险境地。然而，所有的争论者都有至少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他们都认为这些问题是真，需要经过特别训练的，和有特别智力的人正确地把它们表述出来，需要那些具有把握事实能力，意志力和具有有效的思维能力的人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并付诸实践。

这两股巨流最终以夸张的，实际上是扭曲的形式，形成两大模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前者是过去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叛逆继承人；后者是一度激励民族主义运动的的神秘主义的爱国主义的达到顶峰后破产的结果。所有的运动都有其根源，先驱者和微妙的开端：整个二十世纪也并非是被即使是在今天仍被看作是最伟大的历史里程碑的法国革命的普遍扩张而一分为二。然而，如果把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仅仅看成主要是历史的危机的一种更强硬，更具暴力倾向的表现，是过去我们一直熟知的冲突的顶峰则是大谬。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些运动的起因直到本世纪开始以后才被完全认识到。在明明白白已经过去的和与过去有关的与最具特征的属于我们现在的事物之间有一条界线。这一我们所熟知的界线不应蒙蔽我们，使我们对一些相对新奇的事物视而不见。这种新的观点之一就是认为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影响力要大大超过理性的力量； 另一个观点就是，问题的解决不在于提出理性的经济方案，而在于通过除了思想和争论之外的手段来消除问题本身。传统上把历史看成是清晰可辨的光明与黑暗，理性与蒙昧，进步与反动之争的战场， 或者，换个说法， 就是唯灵论与经验主义之争，直觉与科学方法之争，制度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争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这种社会秩序和激烈反对资产阶级

文明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的新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时代的政治思想史。

三

然而，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二十世纪的政治和思想，我们时代的每一个思想和运动都被理解为早已在十九世纪十分明显的倾向的自然发展。例如，就国际惯例而言，似乎是这么回事。海牙国际法庭，旧的国联和它的现代后继者，众多的战前和战后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为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为宗旨而制定的公约 如果它们不是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的直接的派生物 如丁尼生所谓的‘人类国会’― 这些都是十九世纪，实际上是它上一个世纪的大半，的所有进步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内容，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欧洲自由主义的伟大的创立者 如孔多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