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谠：革命与“告别革命”

编者按：著名旅美学者李泽厚、刘再复1995年发表了对话体论著《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由香港大地图书公司出版。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多元化的评论。邹谠教授阅读该书后，感觉其问题涉及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重大主题，需要认真地加以深入研究和反思。因此直接致信作者，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为此文。

泽厚、再复教授：

数星期前阅读海外某某杂志评论先生大作（《告别革命》）之文章，大为惶惑，不知究竟，今承赐寄一册，仔细阅读一字不漏，反复思索，方知此书虽以对话录形式发表，但对中国二十世纪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艺有极深刻之分析，而对话之中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统，是我二十四个月以来阅读之专著，对我最有启发的三本书之一，其他两册为 John Raws，（约翰罗尔斯） Political Liberalism （政治自由主义）与 King Keohane，Ves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社会研究设计）。

我对此书之所以极度欣赏，因为我正在写作一系列英文文稿，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之基本特点，发挥去年出版的《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一书的若干看法。第一篇征求意见稿已于去年九月写完，题为“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A Venture In Crossfertilizing 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 Theory”（解释中国革命：社会科学理论相互传播史的一次冒险），兹持寄上两份，希望先生等指正。另有一篇论中国高层政治之长文（即出版，约有六十余页），将于八月问世，此文从基本方法论，批评目前流行的以派别斗争为中国政治分析之唯一重点，忽略派别在整个政治系统（包括政治结构，国家一社会关系与政治文化一意识形态）之位置，然后再提出研究派别斗争之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口头预约，于完成另外两篇或三篇文稿，发挥与论证我的观点后，出版论文集一册。我在写作和修改这四五篇论文中，希望能广泛吸收中外学者专家的精辟议论，你们两位的新作正是对我最有启发的一本书，闻《顾准文集》及冯友兰先生最后一册之思想史，很有参考价值，已托人购买，但尚未收到。

你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分析，以及贯通全书的思想系统，引起我深沉的思索。因为我的著作除《美国在华之失败》之外，都是隔“洋”观火之作，粗线条的素描，没有身历其境的经验，而你们的著作是不仅是学术之探索，并且是心灵上的反应。你们两位都是早熟的天才，我是苦学磨练出来的学生，四十之后方有成名之作，七十左右开始重新整理思想体系，你们思索写作以建国以后之情况为主要对象，而我的亲身经验是三十、四十年代的革命时期，你们是哲学，美学文学思想家，视野广阔，思索深透，我是政治学者，我的训练是钻研个案与具体史实，并以此为专业，但是却偏要突破学究的框框，去探讨政治的重大意义和历史的深远问题。我的观点、判断与理论，虽然是苦思冥想的结果，但是因为空间，时间的障碍与限制，我并没有完全的把握。然而我们的背景、经历、专业与天分虽然大相径庭，但是对基本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历史观、价值观等的看法有一些完全一致，另有一些殊途同归，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判断有一些着重点不同，可以相辅相成，不同意见之处的多半是提法的差异，不是基本的矛盾。还有一两点你们有明确的理论和观点，我则未能完全下结论，但是你们最基本的论述与历史事实的分析我在将来修改与写作我的论文中，可以充分应用和发挥。因此，我仔细研读大作后，我常喜悦与兴奋，觉得我的“远距离”的观察，大胆的立论还不致完全错误。

我与你们两位完全一致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所不同的是你们两位的思想体系比我深刻和博大，你们从基本哲学出发，我则只是以个别的政治学说为依据，更重要的是你们已经提出一套完整的概念与命题，而我还是在摸索之中，有些重大的问题未能下结论，所能确定的只是个别的概念，与为数不多的命题。

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文化的复杂性，革命的持久性，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影响。正如你们说的：“二十世纪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经验教训，这个经验教训太值得总结了。”我们去研究这个复杂无比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助于多方面的思想、概念与论点，但是对于以传统与西方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学说，必须有所选择。即使在同一学说中，某些部分，可供参考，另一些却可以引入歧途。即使能应用于中国的部分，也必须加以自己的阐释，方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与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而得到的学理上的命题，总结出来的教训，自然而然的有它们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对世界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以至世界文化、政治，作出我们的贡献。泽厚先生的美学理论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得到法国国际哲学院的承认，但是更重要的是对学术建设已有真正的贡献。

你们两位对话中回望二十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思想系统就是对学术建设的一个重大贡献。这个若隐若现的思想体系，是应用上述我们完全一致的方法的最好的实例，容许我说出我的一些体会，借这个机会让我能更进一步检验我的提法，并且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教。

泽厚先生研读、写作、思想形成的时期都是在建国之后，选择马克思主义为研究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一个很自然的动作。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大完整的思想结构，四十、五十年代方兴未艾，最令人钦佩的是泽厚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七十年代就作出一个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阐释，这就是再复先生所说的“即把生产力科学技术看作决定要素”。（大作第二页）这个阐释与西方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大师，目前牛津大学教授科亨（Cohen）的提法不约而同。科亨在他的早年成名之作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se（《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说： history is， fundamentally， the growth of human productive power，and forms of society rise and fall according to as they enable or impede that growth.（“历史根本上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当社会形成促进或阻碍这一发展时，社会形式本身也根据这一发展上升和衰落”。）在西方强调这个马克思主义不难，而在中国回到这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就是一个独创的阐释。

科亨又说： Labor power is a productive force，and one dimension of labor power is productively applicable knowledge．It follows that sclentific knowledge which is open to productive use is a productive force……In its higher s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therefore mer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ly useful science．（劳动力是一个生产力，劳动力的一个方面是可用来进行生产的知识。劳动力随着科学知识用于生产，就成为一个生产力……因而在它的高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就与对生产有用的科学的发展相结合）。这与你们两位在你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知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一致，邓小平在1978年正式从自己的经验反省了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正式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并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邓选》第二卷，第八十七页）（我在 1986年 7月6日在中南海与胸怀广阔礼贤下士的胡耀邦先生长谈中，曾向他介绍Cohen的书，他当时即表示要找人翻译）。

科亨自己也说他在这本369页的书中很少谈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相反的，你们谈话中不但以回到“古典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并且用大量身历其境的经验与所见所闻的事实，论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国家”，这些概念和理论在中国建国后的具体影响。以“迷信意识形态”、“迷信战争经验”来概括建国后一切错误的根源，叙说这些思路为何阻碍和平时期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社会进步和政治的常规化、程序化、制度化、法治化。战争时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了一元化的政治，促进政治、文化、道德的一体化，置整个社会于国家绝对控制之下。这样一来你们对1949年以后的各种错误的分析，不是一般评头品足、抓大小辫子之作，而是在整个思想系统中上下相关，左右相连的议论。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点。阶级斗争在中国以长期内战的形式出现，战争的经验与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组织与制度变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常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濒于全部崩溃的情况，在此时期，整个社会传统的道德价值标准，大部失效，而新的标准又未能建立，因此思想、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制度行为的正当性完全决定于政治行动的成败。毛泽东的措施，使中共“从零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取得胜利，因此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不仅有无限的权威，并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但是毛泽东思想与毛本人的从传统带来的治术和个人独特的作风不但不适合经济发展和平建国的需要，并且导致大跃进与文革的巨大悲剧。这两个悲剧就是“迷信意识形态”和“迷信战争经验”一起融会塑成的结果。

这些结论与命题只能在中国的历史与实际情况中找到，它们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对现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的独特的贡献。从西方理论出发，但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作出西方学者所看不到的结论，不能提出的命题，这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思想理论的贡献。你们两位从正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开始，最后提出批判近代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命题，指出背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后果，这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方法的一个最好的实例。不仅如此，有了中国自己的看法、命题与理论，才能“走自己的路”。费孝通一生的工作也是一个最好的实例，从“乡土中国”，到“小城镇，大问题”的理论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先驱。

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泽厚先生从康德的哲学体系，提炼了精华，有选择的灵活的应用于中国的研究，按照中国历史经济与中国文化传统提出独特的命题，又发展中国的美学。然后再复先生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主体论，开辟中国文学批评的新道路。这一切也是在学术上“走自己的路”。我希望这些学术观点在二十一世纪促成一个实用理性主义的中国国家社会，以人为最终价值的乐感文化。这个从理论走自己的路到在现实中走自己的路的过程是必须一点一滴的改良，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做到。

上述从康德的思想到独创的观点、命题、理论，让我简单的发挥，使一般读者，更能深入的领略这个思想系统。

泽厚先生有选择的，巧妙地阐释康德的哲学，然后灵活地应用于思索中国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他将康德的“二律背反”从 cosmological ideas（宇宙论）， transcendental ideas（先验论），antinomy of pure reason（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转用为认识论过程中的辩证法，再在中国的历史经济中找到“二律背反” 的许许多多的实例。他在讨论“二律背反”中，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因果不是线性的机械决定论，系统的复杂结构形成了多元和网状的因果，可能性选择数字极大，而任一选择对整体系统和结构均将产生影响。所以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必须极大地注意到偶然性，多样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批判哲学的批判》第234页）

这段话提出了两个历史观与人类行为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既然“不能把总体过程当成是机械决定论的必然”，那么客观的关于总体的历史必然规律就不能成立。从这个认识论的提法，就很容易否定“历史决定论，把全部人类历史描述成五个阶段，认定这是绝对的历史发展规律。”（大作第八十七页）也许泽厚先生写头一段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