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改革的最大风险是没有重大改革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于3月22日-24日在钓鱼台举行。在“改革优先序与短期增长风险”分会场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为发言实录：

首先感谢主办者的邀请，今天我想就改革的风险来谈几点我自己的看法，我们刚才几位无论是吴老、周教授、卢奇教授、拜尔先生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谈问题。正如周教授所指出的，其实改革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而更涉及到其他层面的问题。我想今天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是觉得，中国改革的最大的风险我想还是不改革，还是没有重大的改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我们能举的都是因为不改革的产物，这些风险都是需要改革来进行克服的。现在三中全会以后，几百条要改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大家都在附议过程，但如果去了地方、去了企业、去了社会，大家对这个改革还是无动于衷，我最近跑了很多的地方去看和关心中国改革执行的问题。改革的顶层设计下面是执行。我为什么担心中国下一步的风险还是会来自不改革的局面呢？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基于自己实际的观察。

这里面有几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权力集中于改革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的改革需要权力集中，因为既得利益很大，如果权力不集中就会动不不了既得利益。但以前80、90年代的改革都是分权进行的，集权了改革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说权力都在你的手里面，你去做事情我就等着，从一个分权的改革转向一个集权式的改革，我想这里面至少有一个成本需要领导人来做调整。李克强总理说对大部分的官员权力还是需要的，这个是需要大家调整的。

第二个矛盾是反腐败与改革之间的矛盾，反腐败特别需要，因为中国腐败很严重，腐败严重了以后就会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影响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如果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了，再好的改革也没用，现在政府推出的很多的改革方案挺好，但因为缺少社会的信任大家就觉得很麻烦。现在反腐败，因为改革需要有人干活和做事情的，反腐败我发觉各个地方，尤其是一些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很担心静观其变，他不知道我明天会不会被拎起来，感觉到很大的不确定，改革是要涉及到周边很多人的利益的，你要改革很多人就找你茬，挖你的老底，甚至我觉得有个别省份为了反腐败搞清廉已经开始在做了，搞负面清单，领导干部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但是，改革是要干活的，可是负面清单太长了，个别省份规定了，主要省的领导干部省委书记、省长，不能管人事，不要管财政，不要管重大的项目。我是觉得廉政当然很重要，但是你要干活不干活保持清廉这不算你的本事。占了那么多好的位置又不干活保持清廉，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腐败。我是觉得大家要考虑的，改革需要由人来推动。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我们要变一下，我是蛮担心的。

第三，我们的改革主体还不是很明确。中央政府是顶层设计的主体，中央政府当然自己也是一个技术的主体，中央层面的很多的地方，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都是中央政府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方面中央政府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还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还是社会。现在我们讲改革要宣传和宣讲，但我看中国改革的历史上，要通过宣讲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不多。80年代中国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地方选举和民主，村民自治，90年代国企民营化都根本不需要宣讲，中央没动起来地方就已经动起来了，这样的改革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一定要把地方企业和社会等改革的主体和动力结合起来。

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改革跟社会之间的矛盾，因为现在改革有几百条，可是中国社会的耐心已经越来越没有了，改革尤其是结构性的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中国社会现在很难有耐心。以前的分权式的改革，不知道谁在负责任，现在集权式的改革大家知道谁要负责任。如果两三年中国改革不出成果，中国的社会会比较压力大，现在改革的国际环境并不好，各个地方都在激进化。所以我觉得改革还是要找到突破口，没有一个人都不可能几百点一起推进，突破口当然要考虑经济的增长，更需要老百姓得到确确实实的好处。如果老百姓得不到好处的改革，我想越激进、越改革，这个社会就越不稳定。所以我觉得社会改革还是比经济改革更重要。

来源：东方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