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中国模式与文明型国家的制度安排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来庆祝你们的20周年校庆。我和中欧也有过不少接触，参加过一些中欧的活动，包括在伦敦、深圳和上海举行的活动，受益良多，所以我是真心地祝贺中欧。我觉得中欧有几点做的肯定是对的，站得住脚的： 一是中西合璧，二是联系实际，三是一开始的目标就争取世界一流。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成功的中欧合作，我自己也是中欧合作产生的学者，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在发达国家的瑞士读书、工作，后来走遍了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冰岛都去过，所以有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交流。

说句老实话，我收到中欧大师课堂邀请的时候，我有一点犹豫，因为汉语中大师是个非常“高大上”的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大师，所以我犹豫了一下，大概是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在西方人家夸你的时候，一般不是拒绝，而是直觉地说谢谢。我还想起孟子2000多年前曾说过的话：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就是说一个贵人给你荣誉的时候，你受之有愧，但拒绝它恐怕又是不恭敬的，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校方这个大师讲堂的来历，他们说这是从英文master class翻译过来的, 这样我感觉就稍微好一些，因为英文我还是懂的。我经历过文革乱世，17岁去工厂当学徒， 英文叫apprentice， 三年满师后当师傅， 英文就是master。更重要的是我相信，中欧是产生未来大师的地方，所以我在这里是在与未来的大师进行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和大家学的专业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大家学的是工商管理，是金融。我这里讲的是政治哲学、政治学和文化问题。但是我总相信中国人讲的，功夫在诗外，一个诗人要真正写好诗，就要拓开自己的思路，所以我把自己的心得体会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我先从与福山的辩论说起。他是一位知名的美籍日裔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谈的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了西方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就终结了，当时正好赶上了苏联解体，东欧崩溃，所以他一下子声名鹊起。但是他当时没有想到中国会那么快的崛起，这个事实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他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进行一些研究。国内许多研究机构接待过他，奉为上宾，这没有关系，关键是国内很多学者还是认同他历史终结论，我看了一些他们讨论的记录，感觉像是在汇报工作，汇报中国何时实现西方的制度安排，坦率地说“历史终结论”在世界范围内早已过气，很少有人信了，但在我们国内还有不小的市场，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春秋研究院和《文汇报》组织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就是让他和我进行一场对话，当时定下的题目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秩序的改变”。但福山先生抵达文广大厦VIP室的时对大家说，他今天要讲中国模式，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他也要谈中国模式了，我或多或少有一种感觉，好象打仗一样，他似乎在中国若入无人之地。我对《文汇报》的老总说：给他一点中国震撼吧，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辩论，这个辩论我不多说了，因为网上视频、文字都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好事情。

我简单谈谈我与他辩论时讲的几个主要观点，第一，不是历史终结论，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第二，我说美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恐怕不亚于中国，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期的产物，需要大量的改革，否则美国还将走衰。第三，当时正好赶上埃及之春，他说中国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说不会。我去过4次埃及，20年前开罗和上海差5年，现在差40年，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工作，不造反行吗？我对他说，不仅中国不会发生埃及之春，而且埃及之春、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埃及之冬、阿拉伯之冬。现在看来，我的预测是准确的，站得住脚的。实际上我20年来关于中国的其他预测，也是准确的，我也希望以后的预测能继续准确。这是我自己做学术的要求： 你的观点和预测，多少年之后，人家看还是对的。

先让我简单地谈谈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熟悉的数据我就不说了，我想从另外的角度来谈谈，一个是民间关于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的时候，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是冰箱、彩电、洗衣机，90年代是空调、电脑、手机。21世纪是房子、车子、票子。这是不得了的变化，沧桑巨变，坦率来讲，我不喜欢这种过度物质主义的追求。英文里叫old money （老贵族的钱）和new money（暴发户的钱）的问题，中国是new money多，带来太多的炫耀和太物质主义的生活，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上千年是领先西方的，200多年前一下子落到谷底，现在又重新崛起，物质主义一时抬头，恐怕在所难免。我们这个民族是有文化底蕴的，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文化水准也会上来的。

第二，创造财富十年一个周期。你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潮推着你走，从财富的增加来看，大致上十年就是一个周期： 上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成功率基本上在70%以上，90年代的外贸，随着中国加入WTO，做外贸的成功率大概也在70%。到20世纪，中国进入了第一波快速的城市化，凡是买房子的，几乎都是赢家。也就是说，好像有一种规律，过去三十多年中，总有一个领域，许多傻瓜进去了都会发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规模的财富增长。另外，中国任何一个耐用消费品，冰箱彩电也好，电脑汽车也好，都是10年就普及了，背后有中国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攀比心理，你有的，我也要后。说起来真有点害怕，太物质主义了。但还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过渡时期的问题，中国人富裕起来了，这首先是好事情，要加以肯定，中国其他方面也会逐步走向平衡。

还有就是家庭中位净资产的变化，我仔细查了一下， 2010年，美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是77300美元，按照昨天的汇率约等于47.5万人民币，法国多一点是11.5万欧元，大概是97.7万人民币，欧元区中位水平是10.9万欧元，折合人民币92.6万。那么中国已经有多少人的财富超过5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了呢？大家可以结合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比较。我经常坐出租车，上海出租车司机大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多数人的资产早就超过50%、60%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最自信的时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十八大之前，特别是网上一片骂声，把中国说成世界上最失败的模式，是国将不国的模式。我就写了《中国震撼》，我说中国的模式所取得的成绩，除以二、除以四、除以六，都可以和任何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比，而中国形成的发达板块规模已经和美国人口相当，可以叫板任何发达国家。中国这种成功的背后是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虽有不足，但可以克服，它已经带来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前途无量。

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开始有一点争议，我们一些领导人过去也说过没有中国模式，但我觉得是有的，关键看你怎么界定。我说中国模式有狭义的层面和广义的层面。狭义层面讲的是中国人的一整套做法，一整套经验，广义的层面包括我今天要讲的制度安排和背后的意识形态。

我们现在官方还有一个词叫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我们知道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有什么区别？我自己理解是在狭义上有所区别的，中国模式更多是讲一整套的做法，而道路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因素，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而在广义上，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意思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模式在国际上交流比较方便，一讲人家就懂，说中国道路，很多人搞不清楚，以为是南京路，北京路还是中国路。

关于中国模式有几种误解。一个是说中国模式是外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不少文章说，中国模式是美国学者雷默2004年谈“北京共识”时提出来的，其实这是不对的。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做翻译，有机会直接接触中国的一些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模式。他指的就是中国自己的一整套做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有邓小平1988年5月会见莫桑比克总统的谈话，他当时说，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自己的模式。

第二个误解是模式等于样板，要别人照搬。模式这个词确实有样板这一层的意思，但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一系列行为和经验的归纳和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当中，多次用过这个词，深圳模式、浦东模式，张江模式，相信也会有中欧模式，只是经验的总结，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

第三种误解是中国模式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定型，所以讲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一个模式一旦成型了，恐怕就开始出现问题了。福山说历史终结论就是说的西方制度的定型。乾隆皇帝1793年见英国特使的时候，英国特使说我们要贸易，而乾隆说，我们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不需要和你进行贸易，也不需要向你学习、借鉴什么东西，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历史终结论。回头证明这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开始走下坡了，西方现在也是如此，以为自己代表了人类最好的制度，其实早已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当然现在开始反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现在有两种人是不赞成中国模式的。一种是不赞成模式的提法，认为应该用“中国道路“，我刚才讲了两个概念的异同，所以对于这些人，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第二种是不赞成中国模式所包含的内容的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那里有资格谈论什么中国模式，世界上只有普世价值的模式、西方模式，怎么会有中国模式。说中国模式是大逆不道的。

我反对这种看法。学者潘维曾经调侃过这种人，他说：“批评中国模式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中国还不完善，还有很多缺点。然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会没有缺点，怎么可能有完美的国家呢？当然有，美国完美无缺，美国经验完美无缺，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二中国还处于变化当中，而现实世界怎么可能不变化呢？哪一个国家几十年没有变了？当然美国没有变，美国200年都没有变，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第三、中国太特殊，中国经验不能扩散，而且扩散有害，但是哪一个国家的经验不特殊，能扩散呢？美国经验可以扩散，人家可以照搬，所以可以有美国模式，不能有中国模式“。

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世纪大讲堂”节目，他们问我台湾的民主情况怎么样？我说从希望到失望，他们问下一步呢，我说从希望到更大的失望，但不至于到绝望，为什么不至于绝望？因为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创造大量的机遇，现在台湾人口比上海还少，上海有2500万人，而台湾是2300万人，而此时此刻最保守估计有150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工作，中国模式为台湾同胞创造大量的机遇。另外中国模式产生的领导人总体上比台湾成熟得多。举个例子，2008年奥运会，台湾的马英九也跟着西方喊抵制奥运会，但成熟的中国大陆领导人，没有太在乎，事实上还是对马英九表示了某种支持，因为他至少认同“九二共识”。现在台湾没有台独的本钱了，台湾已经成为对中国大陆经济依赖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另外两个是香港和澳门。所以说台独根本不可能，如果要独立的话，他们的楼市、股市都会全面崩盘，经济也会全面崩盘。

我写了一本《中国震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也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推荐了这本书，这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报道的。佐利克说，在谈论中国今后改革这个话题的时候，习近平向他推荐了这本书，要他能够全面地、立体地看中国。我在书中对中国模式做了一些分析，主要是八个特点，第一是实践理性，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他实际上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任何一个问题的解释，说到底都是要把哲学讲清楚，讲清楚了，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学哲学的都知道，哲学中有“存在论”和“规范论”。“存在论”，就是to be （是什么？）？比如说市场经济是什么？普世价值是什么？民主是什么？“规范论”就是ought to be，应该是什么，市场经济应该是怎么样的？普世价值应该是怎么样的？民主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中国人还有“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