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导论

本书以研究四川东部地区一个村庄在２０世纪一百年历史中的治理变迁为主旨，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是这一研究所着重要考察的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在为丰富２０世纪中国农村村治历程的图像提供一个微观案例的同时，也表达自己对这一历程本身的理解。

一

在２０世纪的乡村变迁中，乡村治理的变迁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之一。所谓乡村的治理，在本书中更多地称为村庄治理，或称村治，它是指运用公共权威构建村庄秩序，推动村庄发展的过程。 ２０世纪的村治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国政治跌宕起伏的大变革场景之中，动荡和变革所导致的村庄权威与秩序结构的转换、重构与变迁，往往决定着乡村变迁的方式、路向和速率，因此，村治的变迁往往也就成为这一个世纪之中乡村现代化的前提和核心。

２０世纪的村治变迁发生在同一时期中国现代化恢弘而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这场起始于晚清时代的现代化是对西方压力的一种应对，由于应对的失败，因此，现代化给中国所首先带来的并不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成功的社会转型，而是一场总体性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不仅摧垮了中国的上层政治社会结构，也导致了上层结构坍塌之后的基层社会失范，即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传统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机制的松弛和断裂，乡村精英的外流、蜕变或武化，基层社会的权威或治理真空，这一切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上层政治社会的重建，也妨碍着基层社会的变迁与转型。因此，村治作为一项事业和话语， 在２０世纪初便成为为当时的政界与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在波澜壮阔和迂回曲折的２０世纪中国现代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回声。

１９０４年，清末河北定县乡绅米迪刚兄弟在家乡翟城村进行改良实验，劝导农民废庙建学，改善村庄组织，发展地方自治，这是２０世纪村治的滥觞。其后，山东乡绅王鸿一于１９２８年创办《村治》月刊，河南地方实力派梁仲华、彭禹庭与著名学者梁漱溟于１９２９年共同筹建河南村治学院。３０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由此，村治作为具有特定内含的概念，旋即又发展为一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在３０年代获得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单纯以改善乡村状况，改良乡村组织，启迪农民自觉为要旨的“村治”、“乡治”抑或是“乡村建设”，却无法化解总体性社会危机背景下的乡村危机，所以，随着政治革命的风暴席卷乡村大地，各种体制之内的治理努力便被汹涌而至的革命洪流所吞没。

２０世纪中叶是中国农村治理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此一时期，以社会革命为价值内含的政治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５０至７０年代，由于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变迁，村治没有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而存在，它隐含在人民公社的制度结构和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各种革命性的社会改造之中，以特殊的方式运作秩序，组织经济。

然而，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理方式虽然以国家权力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高度整合形塑出以全能化的政治权力为轴心的乡村秩序，却并没有能很好地解决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随着政治形势的巨变，这一治理结构本身也就面临着解体与重建。

８０年代上半叶的农村经济改革在成功地实现了村庄经济再造的同时，也将村治的问题重新提上了发展的日程，随着乡村体制的重建和被称为“乡政村治”的基层乡村政治结构的运转， 村庄的治理地位和村庄权威与秩序的运作方式以村民自治这一新的方式重新摆在人们面前。围绕着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和评价，在２０世纪末叶，村治又重新成为知识界最富激发性的话题之一。

围绕着以村民自治为表征的村庄政治发展，在政界和学界引发了一场关于乡村治理模式改造的大争论。以学界而论，争论围绕对村民自治和“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的评价展开。 争论之中，赞成村民自治者认为，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有效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治理方式，体现了法治和民主的精神，而且还构成了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起点和突破口，发展前景乐观。 而反对者则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村民自治的连带效应进行了否定，认为在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很难产生出推动全社会政治变革的动力，认为乐观派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种种制约条件估计不足。 随着争论的深入，许多学者开始回向历史，力图从历史中，尤其是从２０世纪百年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史中进一步发掘对争论有用的资源。

于是，人们发现，村民自治的研究和争论实际上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２０世纪中国农村的村治历程，乃至农村政治社会发展历程的窗口。因为一方面，乡村中国、乡土政治在现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起于今日；另一方面，在前述争论中反复困扰学界的一些由村民自治引发，但却远比村民自治复杂和宏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诸如国家与村庄的关系、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政权所面临的困局等，实际上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多次反复出现。 也就是说，眼下正在展开的乡村政治的现实片断，实际上并非一段无根无由的“新历史”，而是既往一百多年村庄治理变迁史的延续，它所面临的问题，它所形成的话语，也是历史上类似问题与话语的再造。由此，关于村民自治的讨论就进一步上升、提炼甚至“回归”为关于村治问题的讨论，部分学者力图在一个更广的理论视角下检视、定位与评价包括村民自治在内的乡村治理研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发生了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

围绕着村治所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话语对接表明，在２０世纪整整一百年的现代化变迁中，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貌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缠结着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乡村治理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存在决定着学术研究的价值，因此，９０年代下半叶以来，围绕着村治问题，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有多个学科进入、并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少有的学术热点，以至于有学者将这种状况形容为中国学界仿佛进入了一个“草根时代”。

对现实中的“草根问题”的关注固然重要，然而我以为，对于村治这样一个在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困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仅仅作一种横切面的现实关注又是很不够的，对２０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回溯和梳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对相应现实问题的把握与思考的深度，因此，对于２０世纪中国村治历程的总体性研究就显得刻不容缓，尤其是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已经跨进了新世纪的门槛，另一方面却仍然拖着旧世纪的历史投影艰难前行的时候，这种纵向性的历史回溯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重要。

本书即是这种回溯的一种努力，尽管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关于一个村庄治理变迁历程的叙事与思考。

二

学术的发展是累积性的，问题的确立离不开对既往研究的清理，而已有的相关研究又无疑是未来研究的基础。回溯既往的研究，我注意到，对２０世纪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在关于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研究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用“汗牛充栋”这句古语来比喻研究著述之多，并不为过。在此，我着重就与本书主题和写作形式关系紧密、有影响的、以村庄为表述对象的个案研究进行检阅，进而探索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

对于２０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最初多出自于一些社会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之手。１９２５年，上海沪江大学教授Ｄ・Ｈ・库尔普出版了以广东潮州凤凰村的调查为基础的《华南乡村生活》；１９２９年，李景汉出版了以京郊挂甲屯等四村１６０户家庭调查为基础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１９３５年，林耀华出版了以福州义序调查为基础的《义序的宗族研究》；１９４８年，他又出版了以福建玉田县黄村调查为基础的《金翼》；而在１９３９年费孝通则出版了他以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为基础的《江村经济》。这些著作，因作者所特有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背景，多以研究村庄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为主，然而，在那种被称作是对乡村生活进行全方位透视与描述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文本叙述方法的引导下， 乡村政治的变迁及村庄社会的权威与秩序等问题也都是他们所关注的。尤其是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在通过对“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论述，“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的同时， 还提出了国家对基层村庄组织所实施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这一对中国现代化研究影响甚深的概念， 从而使他仅凭这一本书就足以赢得终身的荣誉。

在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中，我们不能回避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做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尽管这一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服务，但是，它所积累的丰富的田野资料，却为日后日本和美国学者的中国村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仁井田陛、内田智雄、平野义太郎、福武直、中生胜美、佐佐木卫、石田浩以及马若孟、黄宗智和杜赞奇等人都利用这批资料作出了引人注目的研究。

２０世纪中期，具体地说是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这３０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一般的讲，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们已经很难有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此一时期不多的几项研究也多是由一些海外学者完成的。然而，这一时期的著述却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特征，那就是研究者们十分关注此一时期中国村庄社会的政治变迁，并且将这种变迁置于一个更大的革命化政治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１９６６年，威廉・韩丁出版了他以４０年代革命根据地的调查为基础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５０―７０年代，柯鲁克夫妇出版了关于太行山区十里店的三部著作，即《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１９５９），讲述了十里店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７年所经历的土地改革过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以日记体的方式记录了柯鲁克夫妇于１９４８年２月到５月在十里店目睹的土地改革复查、整党和民主选举过程；《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在十里店地区所展开的公社化运动。 １９５９年，杨庆出版了以广州鹭江村调查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１９５６年，Ｗ・Ｒ・葛迪斯来到费孝通所描写过的“江村”，并撰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对革命前后开弦弓村的社会变化进行了描述、比较与分析。８０年代初，威廉・韩丁又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陕西长弓村的再次调查，出版了《深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而在１９７０年，马若孟则出版了以满铁“惯行调查”中的４个村的资料为基础的《中国农民经济》，研究了近代中国的村庄和农户的组织、职能及其变迁问题。

８０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者们重新进入村庄从事田野工作成为可能。在此前后，以村庄的叙事作为文本表达方式的研究逐渐地多了起来，并且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著述。１９８４年，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又译作马德森）、安戈（Jonathan Unger）出版了他们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广东陈村村民的数百次访谈而写成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紧接着，１９９２年，他们在进一步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之后，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而１９８４年赵文词利用同一批调查材料出版的《一个中国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一书，则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本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了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作者认为在传统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互动之中，产生了两种类型的村庄精英人物，即符合社区道德期望的和适应国家道德期望的，而在每种类型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共产主义士绅”（communist gentry）与“共产主义起义者”（communist rebel）和“道德主义革命者”（moralistic revolutionary）与“实用主义技术官僚”（pragmatic technocrat）。赵文词的研究将仪式与道德话语放在国家、行动者、社区之间的互动中进行分析，“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德治父权统治之间的根本差异和潜在矛盾与冲突”， 揭示了社会变迁背景下村落政治文化的一个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