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奥威尔：沉落到底层的绅士

在奥威尔看来，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正如他评论司汤达时说的：“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所以他竭力使自己沉落到底层，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奥威尔没有我们所惯见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的优越感，对奥威尔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他对知识界的批评与他的自我批评是并行的，但也不妨看作是道德内省的结果。他总是为自己脱离底层而感到内疚。

――林贤治

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1984》，很少有人不为他的洞察力和想像力所震撼。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的立场，他对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的维护，那闪电般穿透黑暗事物的讽刺的话语，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

二十世纪毕竟不同于十九世纪。在这个世纪，人类先后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杀戮，其中的组织化及其残酷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兴起，也是这个世纪的事，那种控制手段的毒辣，足以使此前所有的寡头统治黯然失色。政治极大密度地融入到空气之中，影响每个人的呼息。所以，任何试图回避它，依仗一点可怜的才华便声称可以创造伟大的艺术者，实乃自觉或不自觉的欺世之言。

他的怀疑精神从缅甸开始觉醒

在我们的言说中，英国是一个绅士国度，虽然它是近世革命的产床，可是除了二战，一百多年来好像并未经历太大的震荡。令人称奇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温和保守的国度里，一个叫奥威尔的人，怎么可能通过寓言的形式，把一个充满恐怖和隐匿的痛苦的社会表现得如此逼真？他一生从未涉足极权主义国家，从哪里获得一种超验的想像，竟如此熟悉这头现代怪兽啮人的每一个细节？如果不是像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这样，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作家个人的实证材料，对我们来说，“奥威尔现象”始终是一个谜思。

有关奥威尔一生的叙述，《奥威尔传》各章用力过于平均，论证多于描述，但是整体把握是准确的，传主的思想发展的脉络是清晰的。从传记看，奥威尔在进入文学写作之前，有两个阶段的生活对他影响甚大，构成他毕生痛恨权力与控制的思想基础。头一个阶段，是从圣塞浦里安学校到伊顿公学的读书生活。寄宿学校带有许多极权主义社会的特点：鞭子教育，等级制，持强凌弱，规范化，敌视智力等等，奥威尔晚年写的《如此欢乐童年》，对此有着深刻而痛苦的忆述。后一个阶段是到缅甸当警察。在缅甸，奥威尔作为当地警察中90名英籍警官的一员，他享有特权，不但可以近距离观察审判、笞刑、监禁和绞死囚犯，只要愿意，还可以亲自执罚。正是在这里，他的良心遭到挑战，长期以来接受的关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殖民主义是正当的一类观念遭到挑战。这时，他身上潜伏的怀疑精神和反体制精神开始觉醒。他觉得自己是被玷污的，有罪的，于是，拒绝为罪恶的祖国服务，成了必然的选择。

控制产生反控制。回国以后，奥威尔随即辞去警官职务，甘愿牺牲140镑薪水和迁升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习惯穿着肘部有防磨损皮补丁的粗花呢外套，灰色衬衫和松松垮垮的旧法兰绒裤子的英国男子，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由于处在酒店等级中的最低层，不得不被迫剃掉他多年来爱护备至的短髭，因为对于管理者，那是刺眼的不服从的标志。作为自觉的社会弃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普遍的苦难和不公；他的底层立场，因此变得更加坚定，同时，由于生活的教训而益增了对特权的憎恶。

他的幻想破灭源自西班牙内战

如果说奥威尔的这段生活相当于散板的过门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西班牙内战的日子便是急管繁弦；此时，他的反极权主义思想迅速向前推进，而进入了一个成熟的主题乐段。西班牙内战发生于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民主选出的共和党政府，于是引发共产党员领导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率领的法西斯军队之间的战争。苏联介入了这场战争，使之成为全欧洲意识形态的战场，其实也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奥威尔作为几千名国际志愿者的一员，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西班牙帮助共和军作战。他当掉家传的银器来装备自己，可见此行的热忱。可是，从一开始，他便遭到英国共产党书记的拒绝，认为他在政治上不可靠。后来，马统工党的巴塞罗那民兵组织接受了他。他不同意马统工党的基本路线，曾经提出过批评意见；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斯大林下令消灭马统工党，把政治警察特务、搜捕异端及清洗专家和军事指导员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军中建立恐怖统治。奥威尔夫妇被目为“狂热的托派分子”，当然受到严密的监控。他的妻子爱琳的房间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资料也被抄走。这场战争总共死了一百多万人，从事后看来，他们死得毫无意义。更为可怕的是，在共和军内部，那些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而所有这些，都是奥威尔在现场所目睹的。权力支配一切，控制无处不在，不容存在任何个人选择的余地。尤其是肉体消灭政敌，那种残酷性是他从来未曾经验过的。传记描述说，有人见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

幻想破灭是有根据的。然而，这个一向吊儿郎当的自由分子并没有因此陷入文人式的颓废，相反增进了他对政治和人性的理解，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敌意，坚定了他的政治性写作的方向。

他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写《1984》

同样地，《1984》的产生并非偶然，甚至可以认为，奥威尔一生活着就是为了写这部书。在远未动笔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真正的作家比政治学者更敏感，这个结论就做在阿伦特等人的前面；而且，在暴露极权主义方面，《1984》的内涵的深邃，超过了相关的理论性著作。事实上，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做这类解析工作的学者便极少见。《奥威尔传》附录部分收入奥威尔的《我为何写作》一文，其中说：“1936年以来，我所写的每一行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那种以为可以回避写这些题材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无稽之谈。每个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写它们，只不过是个简单的选择何种立场和用什么方式写的问题。一个人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政治倾向，就越可能达到既政治性地行事，又不牺牲他在美学和思想上的诚实。”他仿佛执意要同那些高嚷政治败坏艺术的以艺术守门人自居的作家作对似的，这样总结道：“回头看看我的全部作品，我看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时，写出来的书总是一无例外地没有生气，蜕化成华丽不实的段落，无意义的句子和装饰性的形容词，而且总的说来，是自欺欺人之作。”任何一个有自由感的作家，都不可能背弃政治；对于奥威尔个人来说，政治意义显得尤其重要。在他那里，政治不是一种理论，一种理念，一种附加物，而是生命本身，是自由的呼吸；一旦脱离政治，便意味着结束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奥威尔传》的全部内容，可以说都是围绕奥威尔的这一艺术观念的形成而展开的。作者以观察的态度，简洁的文笔，平实的风格，揭示发生在奥威尔身上的政治与艺术之间的亲和而又不无紧张的关系；其中特别注意到奥威尔之所以成为奥威尔的地方，从而给出相当的篇幅强调个人的特点。传记表明：奥威尔渴望从内部，而不是从纯粹的理论性立场体验各种状况，渴望消除社会等级感和为被压迫者――今天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弱势群体”――而斗争。他为他们的苦难深感忧患，同时也为自己能够“向下层突围”感到亢奋。书中写到他在巴黎如何醉心于流浪，在为写作《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一书收集资料的途中，如何寻找条件最恶劣的地方，跟旁人一起生活；在变得富有的晚年如何安于清贫，以致身患重病时竟自寻绝路地到孤岛上居住。作者把他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同他热恋终生的政治联系到一起，并成为他的带决定性的价值取向。在奥威尔看来，政治生活本身提供不了道德指南，正如他评论司汤达时说的：“干革命的十有八九不过是个口袋里揣着颗炸弹拼命往上爬的人”，所以他竭力使自己沉落到底层，成为被压迫者中的一员，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惟一办法。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三种：一是专制主义式的，二是民粹主义式的，还有一种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的理性批判。奥威尔没有我们所惯见的那种知识分子精英的优越感，对奥威尔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概念，他对知识界的批评与他的自我批评是并行的，但也不妨看作是道德内省的结果。他总是为自己脱离底层而感到内疚。

正如英国何以能够产生奥威尔一样，在极权主义国家里，为何不能产生奥威尔一样的作家？这样的问题，在《奥威尔传》中写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天才作家，奥威尔确实可能被复制，但是作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仍然有着许多启示的意义。《奥威尔传》有两个入口：一个是反极权主义，一个是反精英主义，无论从哪一个入口进去，都会通向另一端；自由、民主和正义，无论在社会还是在个人那里，都变得同样难以分割。

◎林贤治，学者。现居广州。著有《守夜者札记》、《鲁迅的最后十年》等。

《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