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带来的剧烈变革，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分析、总结这一时期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对于推动政治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之后，就整体和主流而言，始终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在极短的时间获得了勃勃生机，不仅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理论原则，又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而且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两极格局消失之后，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发展，各国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用新的眼光，从新的高度重新审视现实政治生活，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对各种政治学研究课题进行了科学的理性分析，在十多年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飞跃，显示出一些新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重规范性和学术性理论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规范基本概念、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和发展基本理论以及变革研究方法。众所周知，政治学自在中国恢复以来，经过老一代政治学者的不懈努力，在这几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在更高起点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作为一门科学，它并没有也不可能中止进一步拓展的脚步。90年代以来，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工作者的勇气和胆识，解放思想，遵循学科发展规律，运用政治学的范畴体系和学科语言，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述和大胆创新，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方面基本上抛弃了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学术依据的拼凑式的做法，和凡事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中寻找答案注解的思维定势，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结构，根据学科理论体系应有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活生生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在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的结合上，形成解释能力和运用性强，逻辑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全新的理论体系。特别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适应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以及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和竞争的大趋势，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努力建构具有更强吸纳能力和与现实的可交流性，体现民族智慧和独特风格的理论体系。在对原有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运用理性的思维和方法以及新的语言结构，将传统的形式和内涵更新为体现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的系统和结构，使其更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进入9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教材、论著和论文在这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

在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方面，基本上开始了用规范的概念和学科语言代替一般的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处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的阐释和论述开始从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的樊篱中解脱出来，把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当作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推动力。不仅将此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作为服务现实的前提。故而成为政治学学科建设的一种时尚。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虽然也不乏部分研究成果有简单拼凑式的和阐释式色彩，从邓小平理论当中梳理出一些专题性的论述，加以排列组合和理论形态化。但更多的则是运用政治学的逻辑思维和范畴体系，不满足于从其原著中引章摘句，再加上一些注解和阐释，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力图挖掘其丰富内涵、珍贵价值和无穷的生命力，着眼于将其升华为完整系统的原理和知识。特别是更多的学者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概括、总结邓小平政治思想，更多地注重其精髓和核心，关注邓小平处理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多角度地阐明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值得重视的是学术界探讨邓小平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在联系，发现它们之间具有的共性，着力弄清楚邓小平政治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显现出邓小平政治思想独有的特色和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宝库。

与此同时，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出发，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等基本概念。在这种探讨过程中，学术界不囿于原有的结论，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之一，就是学者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政治这一范畴进行了新的界定，不仅继承了政治学恢复以来的成果，而且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重新释读经典作家的论述，从方法论方面解决了认识问题。认为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论述是根据时局需要强调突出某个方面或某个问题，将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希图以此唤起人们对该问题的重视并着力予以解决。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专门对政治的内涵作出学理上的界定。因此，仅仅将经典作家在某种时空条件下的论述当作理论上和概念上的界定作为全部内涵来理解，就会导致认识上的困惑。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政治应赋予新的内涵，作为新的界定和阐释。有些学者对既有的十几种概念评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理解政治的涵义。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是关系大局的最根本利益的论断，不仅提供了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现象的基本方法，为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观察问题，这一论断无疑确定了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此外，对国家、民主、权力、政党等涵义的界定、阐述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国家职能和国家本质等的论述都有新的角度，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学专门理论的研究，对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基本理论。

此外，在进一步准确把握西方政治学说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跟踪介绍、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彻底抛弃了盲目地致力于抵制和排斥西方政治学的观念和主张，或不顾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西方政治学流派和思潮推崇备至，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政治学衡量、审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并以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框架分析、匡正和裁定中国政治学的做法，正在以广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批判精神，进行深入的剖析，汲取对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益的成份。许多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和理论，诸如结构功能理论、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理论、政治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论、博弈论、政治沟通理论、政策分析理论、行为主义政治学、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等在跟踪研究基础上，其中许多范畴和理论范式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改造、转换。虽然偶有照抄照搬现象发生，但并不是主流。与此同时，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些内容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逻辑性的挖掘、整理，努力寻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中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要素，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论域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

其次，不断创新、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创新政治学理论、发展完善学科体系、拓展研究领域、创立新兴学科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西方国家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学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从某种意义上讲，9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的创造性成果的形成、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都是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实现的。与政治学刚刚恢复时，从概念到概念、从原理到原理、从结论到结论的演绎推论和价值判断方法，以及宏观的、静态的、制度、历史分析方法不同，进入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们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适应实践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为了使理论反映、服务现实，形成解释性、应用性强的政治学理论，必须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更新研究方法，改变思维方式，创新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不断赋予政治学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尝试，出现了结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局面。在这个问题上，以科学的态度牢固树立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基本方法的主导地位，正确对待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在全面分析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前提、具体内容和有关效用的前提下，积极探求适合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努力达到不同研究方法的结合，防止绝对性和片面化。除了运用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外，开始运用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促动政治分析的深化。从90年代以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看，主要力争实现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从不同的层次审视政治现象，确实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领域。当然二者的区分具有相对性。人们对它们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由于知识水平和经历的不同，涉足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近年来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凡是主要侧重于揭示政治制度的产生、相互联系和发展变化，其主要内容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展开而形成的理论，便是宏观政治学，它主要着力于抽象的静态的分析研究。从宏观意义上而言，政治主要是围绕国家政权而展开的活动，政治学不能不主要研究有关国家的理论、政治制度和活动以及影响国家活动的各种政治力量、政治机构、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般性、概括性、抽象性和静态性的分析特点。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所具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以及政治的形式和内容、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的多样性，决定了政治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的静态分析上，这样既不能充分说明或解释政治现象，更不能对出现的政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从而制约本来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政治学的价值的真正发挥。90年代以来政治学在加强对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的同时，拓展自己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开辟新的视角，展开微观研究。在说明各种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途径和程序的同时，研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政治功能，研究政治行为的心理和文化因素。诸如从人的心理、性格与活动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入手，剖析政治过程等政治现象。对政治参与、政治决策、政治信息、政治舆论以及各种政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研究，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尤其是通过对村民自治民主选举以及具体案例的考察，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具体操作步骤，使得研究具有具体性、技术性、过程性和动态性特征。这种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为进一步全面、深刻、具体地认识政治现象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新的视角。这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研究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中长期居主流地位的规范研究方法，曾一度被行为主义政治学奉行的经验研究所取代。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嬗变以及回归国家学派的崛起，标志着规范研究方法的复兴，并与经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代表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最新发展趋势。政治学是最具政治性的学科，政治学理论不可能不带有价值判断，完全与价值无关的政治学是根本不存在的。科学的发展、理论的创立、检验和发展受历史、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的研究，也不符合政治学本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政治学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研究，受社会的人的态度、情感、兴趣以及意识形态、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