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

一 民族 族-国 民族-国家

二 安德森与霍布斯鲍姆的学说

三、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

1、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征

2、 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

四 作为民族-国家的古代中国

五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意识的形成

摘要

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国家主义是现代世界之中极其复杂而又关系重大的现象，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更是这类现象的盘根错节的典型。但是，当代主流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以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为模板，而且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和共同的基础，从而导致它们的内在矛盾，并且只具有区域性的意义。事实上，任何民族-国家都是通过共同的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的构建并且同时特定的族类属性得以普遍化而形成的。这种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传统民族-国家的性质提供了衡量的标准，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就是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沉重转型，而非构成。

一 民族 族-国 民族-国家

毫无疑问，在直觉上，民族-国家原本是一个与现实颇有距离的理想概念，而在理论上，民族-国家（nation）一直就是一个比国家（state）远为复杂而难以清晰地分析和梳理的难题。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虽然关涉认同、历史、语言、文化和正当性，但是它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力和法律将其成员的某种身份如公民等予以普遍化，无论这个国家的某些群体或个人的实际认同如何。但是，民族-国家就无法单单通过政治力量和法律来实现，民族-国家所覆盖的群体包含共同的聚居地、语言、资籍、主观认同、人伦规范、历史与记忆、宗教与信仰和种族等等，这些都是其构成的重要因素。民族-国家之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在上述任一种因素上面的差异，在现实中都可能潜在地或实际地削弱这个共同体的亲和力，松懈其纽带；而在理论上，它们也使得有关民族-国家的一般规定困难无比，因为在一般定义之余，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必定会赋有其他同类所不具有的特别的情形。因此，一般的国家的规定是可能的，譬如韦伯的经典定义迄今为止一直广为援引，尽管在具体的引用者那里它常常受到修正、补充或重构。而一般的民族-国家定义的构造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实际上人们很难找到两个一样的以某个族类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它们不仅都具备上述诸项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性质都是相同的――这里主要指外在方面的性质，比如它们内部都使用一种共同语言，而不是指它们彼此享有同一种语言。比如，日本并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印度则没有一种全民的共同语言。倘若这些因素的数目增多，那么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就更小。人们通常所论及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多数就源自于民族-国家之民族这个层面上的特殊性。就此而论，我们可以说，国家是一般的，而民族-国家是特殊的。因此，迄今为止，人们提出了许多民族-国家的定义，但它们看起来都难以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民族―国家，某一个民族―国家总会拥有其他民族-国家所无的这种或那种独特性。

在汉语里，民族-国家（nation）这个概念是外来的，我在本文中以汉语的复合词民族-国家来表达nation这一做法表明，在汉语里它甚至是难以翻译的，因为它既非单单指一个狭义的民族，即具有相同的语言、主观认同、人伦规范、历史和记忆、宗教与信仰的一个族类，亦非指一个单单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而是指以某个上述那种狭义的民族为主体而构成的国家。按照流行的理解和解释，所谓民族-国家，就是指那个作为民族的族类与那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是合二而一的。因此，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那段时间里，它在汉语中被译为国族。不过，这个汉语词依然没有传达它的完全的意义，因为，联合国英文名称the United Nations中的nation在字面上不能译为国族，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族。另外一个汉语译法是国族的颠倒，即族国，从意义的明确和应用的便捷上来看，族国在一定的程度上胜于国族。比如，纳粹（Nationalsozialismus）的全称通常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少数人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但是，相形之下，“族国社会主义”这样的译法就更能清楚――至少在字面上――地传达纳粹的政治目的和社会意义。

国族与族国这两种可能的译法表明，在日常语言里面，这两层意思并没有那么清楚的界限。在今天，人们更倾向于强调民族-国家的国家这个层面。在汉语境域中，由于译的困难，人们通常无法区分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之国与美国（United States）之国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对使用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多数人来说，至少它们字面的差异是清楚的。同样，国际关系在汉语里基本上是被理解为国家际（inter-state）的关系，而不是民族-国家（inter-nation）际的关系。因此，联合国也就是被理解为诸多国家的联合组织，而不是诸多族国的联合组织。依照上述不同的概念，人们可以明白，现代国际关系是民族-国家出现之后的现象，而联合国是民族-国家的组织，而非单纯国家的组织；美国在开始就是一种现代的而非民族的国家，所谓美国的民族-国家是后来的事情。

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主义的研究主力集中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成果也出自于那里。西方的主流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的产物，相应地，民族-国家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的构成过程之被构造出来的一种学说和思潮，虽然两者都是构成的，但民族-国家主义是继民族-国家的现象而起的。而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成为学术热点。当时，西方涌起一股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义的潮流，许多理论家脱颖而出。这股研究潮流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若干民族-国家之间的原本被认为不可能的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而使得一些学者领会到这种关系在现实世界里面的极端复杂性，有人无法理解那些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试图从意识形态和国家之外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发现，民族-国家是高度含混的概念，而民族-国家主义是一种极其含糊的理论和思潮，而在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却又是现代社会之中的人彼此认同、相互凝聚并且因此造成族群之间冲突和战争的主要理由。[2]

但是，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与这些主流理论之中的若干重要而一般性的判断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在这些理论及其作者看来，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仅仅具有经验对象的意义，只是偶尔作为例子被提及。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理论并不顾及中国的社会和历史，而只是要求这种社会和历史符合它们的判断。而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义的研究就如人们通常可以想见的情况一样，不仅稀少而且浅薄，尤其是颇受上述那些主流理论的左右。诚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实在确实位于这些理论的有效性之外，这并不因为中国是特殊的，亦因为相对于中国来说，欧洲的民族-国家在一定的时期也是特殊的。因此，那些以欧洲经验为根据而无法合理地解释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实在的那些理论，尤其它们的若干重要判断就显得只具有地域性的意义，缺乏一般性，那些理论之中一些原本似乎内在一致的基本判断之间就出现了难以化解的内在矛盾。然而，这些理论却又常常为中国学者用来分析中国的民族-国家问题，不仅得到一些削足适履的结论，而且也导致了现实的严重困难。为了获得有关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内在一致的一般观点和理论，那么人们不仅需要全面考察和研究各类民族-国家的事例，而且尤其需要深入和系统地考察和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存在过的民族-国家现象。本文就是在与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理论对照之下从事这样的研究。

二 安德森与霍布斯鲍姆的学说

为了匹配本文的研究目的和篇幅，我这里先概要介绍这些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即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3]和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n）[4]的学说。虽然霍布斯鲍姆的理论受到了安德森的影响，但他所强调的现代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义兴起的条件与安德森的理论有着不同的着重。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中心在于从文明观念的变迁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来说明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原因。

安德森所谓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乃是在于强调，想象这种现实的社会联想活动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重要性。“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5]在安德森那里，这是一个非常紧凑的定义，它包含了想象的、有限的、有主权的和共同体这四个要点。那么，想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6]据此可以推论，在逻辑上，民族-国家是其成员对他们生活其中的政治共同体的观念重构，这种观念不仅帮助他们理解这个共同体，也使得他们能够在其中通过与其他成员的同质关系而确定自己的地位，或者通过承认其他成员而来获得自己的地位：“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至多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4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7] 诚然，想象的现实性和可靠性的程度则依赖于它的每一次落实。

这种共同体被这样的想象赋予了一个时间结构，它对每个成员的自我认同、定位及其意义具有社会的和心理的重要性。安德森不无思辨地说，“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因为民族也是被设想成一个在历史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8]然而，这样的想象结构及其时间结构看来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的共同体，从帮会组织、宗教团体一直到国家：只要超出熟人范围以外的具有某种同质性关联的群体，都属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范围。于是，安德森不得不做出进一步的推论：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9]这样一来，他虽然照顾了他的理论逻辑与社会事实之间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