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重新定位经济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部分：研究对象

为何“经济学”本质上应是“政治经济学”？

原载《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3期

内容提要：“经济学”起源于"Oikonomikos" 一词，它意味着“家政管理”；同时，随着研究对象从家庭组织扩展到城邦和民族国家，“政治经济学”就出现了，它集中研究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治理。因此，政治经济学根本关注的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议题，其中，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变革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四位一体基本结构。同时，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在于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从而也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合理名称。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以及社会思潮对国家干预的反动，新古典经济学就将研究对象从组织转向了个人，集中关注个体行为而非组织运行，关注资源配置而非财富创造，关注市场交换而非劳动分工，并在既定制度下进行均衡分析，从而就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尤其是，在还原主义思维的下，主流经济学倾向于使用复杂的数学工具进行抽象分析，从而蜕化为与现实无关的黑板经济学。这表现在：微观上，经济学就与组织管理学相分裂；宏观上，经济学与公共政治学相分裂。当然，随着对社会事物相互依赖性的认识深化以及经济学研究内容的重新拓宽，经济学科又开始了向“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是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相对立的学说支流，中国经济学界则存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二分体系。显然，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流，政治经济学自边际革命以降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确立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就逐渐沦落为边缘和异端的位置，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中国经济学界也迅速被边缘化，乃至越来越多的经济院校已经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专业被排挤到人文学院或者专门的马克思学院。那么，经济学科的这种发展趋向合理吗？要正确认识这一点，就必须重新审视和反思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含义。其实，从本体论上说，经济学需要关注组织的效率和国民的福利，不仅要剖析社会经济现象“是什么”和“如何产生”等问题，还必须进一步探讨社会经济现象“应该如何”和如何改变等问题，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本身就是经济学科的合理称呼。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逐渐抛弃“政治经济学”这一称呼，根本上源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它只关心前一问题，而忽视了后一问题。

同时，从起源学上看，“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经济学科的早期名称，主要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以及相伴随的劳动分工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只不过，边际革命以降，“政治经济学”名称就逐渐为“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所取代，它集中研究个人效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交换和消费问题。显然，自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现代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带有“ics”后缀的经济学开始把自己与物理学（Physics）、数学（Mathematics）这样的学科放在一起，从而使自己具有与自然科学平等的地位。这样，现代经济学人就开始推崇“经济学”而贬斥“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渗入了道德伦理和国家意志等因素，从而是不科学的；另一方面，他们将“经济学”视为研究一般经济规律并正确体现经济学科性质的通论性名称，而将“政治经济学”视为历史中特殊情形并误导经济学科发展的过渡性名称。果真如此吗？本文从经济学科的历史起源和学科特性对此作一考辨。

二、经济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

西方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它用对话的方式转述了苏格拉底的许多经济思想。同时，《经济论》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家庭管理的书，集中探究组织的有效管理。在书中，色诺芬最早使用了“经济学”（Oikonomikos）一词，Oikonomikos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它意思就是家庭管理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家政”与现代意义在的“家政”是不同的，因为在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事实上，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家”就是当时最基本的生产组织，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就都被列入了“家政管理”范围。色诺芬认为，良好的组织可以产生数倍的生产力：一方面，良好的组织有赖于好的领导和管理，需要领导人通晓相关各领域的知识；另一方面，良好的组织体现为人们对管理的顺从而不是逼从，需要领导者有高超的管理技巧。因此，色诺芬重视领导和政策实践的性质，关心财富及其增长问题，并集中探究了私人和公共事务的适当组织和管理，集中探究了技能、秩序和分工原理。柏拉图则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拓展到城邦组织上，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探讨最优化的政治经济和公平的道德规则，进一步分析了互惠互利的专业化发展和交换理论。

显然，从起源学可以看出，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根本上在组织，是研究组织运作的机理以及相应的规范。这包括：研究组织内部如何分工以促使既定资源投入创造出最大化的财富，研究如何监督和惩罚机会主义行为以维护组织的有效运行，研究如何对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以激励人们加入组织联合行动。同时，组织本身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组织的运行必然关涉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组织的经济学集中关注的就不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务，而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大众之事。相应地，当组织的范围扩大到国家之时，“经济学”就为“政治经济学”一词所取代，集中研究有关国家组织中大众之事的管理法则。事实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来自希腊文中的polis（社会机构）、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其字面意思就是“有关社会管理的规则”，用现在的话则是“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同时，“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2]因此，经济学科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研究领域在公共领域，基本框架则是经济增长、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制度，这四位一体也就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当然，流行观点往往将经济学科的研究局限在私人领域，其理由是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确实，传统的家庭组织似乎是基于社会习俗而非基于个人间的自愿契约形成的，存在严格的等级制，拥有巨大权威的家长成为家庭组织的统治者；同时，正是由于在家庭组织中，家长或奴隶主是天然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因而早期的家庭管理也就等同于家庭财富的管理。相应地，色诺芬在《经济论》中主要论述的就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有效地压榨奴隶的剩余产品以获得更多使用价值的东西。无独有偶，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一词也隐含了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不仅家庭组织如此，早期的其他社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基于社会习俗而形成的“自然”群体，而不是基于个人权力交换而形成的现代契约；相应地，早期生产组织往往都由特定个人所成立和控制，存在特定的所有者和主权者。显然，主权者管理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自身收益，从而关注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同时，组织运作的有效性和效率则与合理的分工有关，体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我们又如何理解组织研究的四位一体架构呢？

首先，针对上述观点，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1）家庭等组织毕竟是由众多成员组成的，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组织的效率；因此，这些传统组织也需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尽管主权者设定的制度往往是泰勒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制度，它将主权者以外的组织成员都视外在的投入要素。也即，在早期的组织研究中，主要关注经济增长、劳动分工和制度设计这三大议题。（2）社会的发展使得家庭组织也带上越来越强的契约性质，它不再归属于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所有，不再是最主要的不平等场所；相反，它越来越被看成是男女双方基于婚姻契约而形成的共同体，由此“生产出”的子女也是天然的平等所有者。相应地，家庭组织的发展也不再仅仅反映男性家长或其他特定个人的需要，不再实行绝对的“家父制”专制；相反，它要兼顾所有成员的生活和追求，需要引入越来越多的民主决策。因此，收益分配问题在现代家庭中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也通过法律方式越来越介入家庭组织的收益分配，如儿童保护法、老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财产法，等。

其次，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收入分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议题。究其原因，现代组织是由众多个体通过契约而成立的，组织属于全部订约者所有，而不再存在特定主权者，从而就转变为社会公共机构；因此，组织的有效运行就呈现出强烈的道德性，关乎分工收益在全体成员间的分配以及对成员行为的激励和约束。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之所以积极参与组织，就在于，组织所促进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更大的分工收益与合作剩余，从而使得每个成员都能从中获得更满意的收益。同时，在自愿型合作组织中又衍生出两方面问题。（1）组织所创造的分工收益究竟有多大？这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进而，成员是否采取合作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合作？这又取决于机会主义者所面临的惩罚以及相应的成本支付，在于针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惩罚机制及其有效性。从这点看，要通过合作做大蛋糕，关键在于存在一系列的规则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涉及到制度和规范的建设和完善问题。（2）成员从组织分工中获得满意程度有多大？这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具体分配规则。进而，分工收益的分配则究竟如何？这又取决于成员之间的权力对比以及相应的博弈均衡，并取决于由此产生的分工规则和组织结构。从这点看，要使得成员获得同等程度的满意，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合理的分配规则，这涉及到分配规则的设立和完善问题。因此，组织成员间充满了竞争与合作关系，不仅关涉蛋糕做大，而且关涉蛋糕分配。

最后，即使是在过去漫长的古代社会，收入分配也并不是不重要的，只不过早期共同体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而已。不同于现代组织所依赖市场谈判和交换的收入分配机制，早期社会的收益分配具有明显的互惠和再分配特性：前者主要体现在家庭和亲族组织中，后者则体现在由共同首领领导的部落或地域共同体之中。波兰尼写道：早期“经济组织形式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尽管这个自足的单元是由家庭、聚落或领地等非常不同的实体组成的，但其原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生产及储藏是为了满足团体成员的需要。这个原则在实际运用上与互惠或再分配一样广泛。其制度核心的性质是不重要的：它可以使以父权家族那样以性别为主的，也可以是村落中以地域为主的，或者是封建领地中以政治权力为主的。这些群体的内部组织也不尽相同。它可以像罗马的家族那样的专制，或者像南斯拉夫民族之庄园那样的民主；可以达到像加罗林王朝的大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