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二十一世纪的“苏维埃”并非“乌托邦”？

编者按

今年是“10月革命”100周年。在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况下，如何分析和评价这100年，是一个巨大的智力和道德的挑战。但这个挑战不容回避。苏联与20世纪的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毛主席”这一称谓，最初是指位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

本文介绍2016年美国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的密友Terrill Bouricius的新型民主制度构想。Terrill Bouricius在桑德斯任Burlington市长时任该市议会议长，在桑德斯任Vermont州的联邦参议员时任该州的州议员，共有20年的地方民主的实践经验。同时，他对改革很大程度上被少数利益集团操控的美国民主体制有深入反思，和纽约大学著名数理政治学家Steven Brams等在2001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改革美国目前选举制度的构想。

在总结2004-2013年间世界“民主抽签制”（分别发生于加拿大，荷兰，冰岛和爱尔兰）实验的基础上，Terrill Bouricius于2013年提出了结合“抽签”与“选举”的新型民主制度构想。根据“理解阿伦特：犹太认同与共和主义”一文中对“苏维埃”的历史分析，即阿伦特“从希腊城邦制度，杰斐逊的“初级共和国”，巴黎公社和1905-1921年间的“苏维埃”--俄语“委员会”之意--都看出了 “共和主义”的精神实质，即“由革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Terrill Bouricius的新型民主制度构想堪称“二十一世纪的苏维埃”。

*1920年代列宁著作中译本

纪念“10月革命”100周年，可以有“向后看”和“向前看”两种方式。前者的例子，是“纽约时报”今年2月24日开始的“红色世纪”的系列文章，至今已经发表了五篇。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牛津大学教授David Priestland,他是“红旗：共产主义与现代世界的建构”（企鹅出版社，2009）一书的作者（下图为该书封面）。在文章中，他回忆了作为在苏联的留学生去红场看1987年“10月革命”70周年庆典的情景，至今在他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南非国大党的领袖之一Oliver Tambo（曼德拉还在狱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都在红场的主席台上。这一记忆也启发了他纪念文章的主题：苏联的存在，迫使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改革”，尽管“斯大林主义”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给很多苏联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

从“向后看”的角度纪念“10月革命”100周年的另一个例子，是今年3月30日“伦敦书评”发表的芝加哥大学俄国史教授SheilaFitzpatrick对新近出版的五本关于“10月革命”的书的评论(https://www.lrb.co.uk/v39/n07/sheila-fitzpatrick/whats-left)。SheilaFitzpatrick教授的父亲是同情共产主义的澳大利亚人，在20世纪的澳大利亚公民权运动中曾发挥重大作用。她本人的“俄国革命”一书，今年将会出版第4版（下左图为该书第二版封面，下右图为她主编的关于苏联1920年代 “新经济政策”NEP的书的封面）。

*Sheila Fitzpatrick

无疑，“向后看”的纪念方式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在我今年的阅读中，下面三本书是对我理解20世纪的苏联历史帮助最大的：（1）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生活与命运”及以其为基础改编的电影（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7428445/?from=search&seid=6787895896264231883），他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的随军记者，也是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的随军记者，其报道被“纽伦堡审判”作为证据；（2）Victor Serge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他是一个“奇人”，1890年生于比利时的俄国革命流亡者家庭，1919年回到苏联参加第三国际，与列宁，托洛斯基等领袖都有个人接触，但他的思想，正如托洛斯基所说，“始终是无政府主义的”。他的7部小说之一“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的英译本由苏珊.桑塔格作序，这篇序言可以在桑塔格文集“同时”的中译本中读到；（3）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者Francois Furet（1927-1997）年轻时是法共党员，他的结合自身经验的反思20世纪苏联的杰作“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获得“阿伦特奖”。（下图为三本书封面）。

*（从左至右）生活与命运、一个革命者的回忆、The Passing of Illusion

但是，本文的出发点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 我的问题是，“10月革命”对21世纪还有什么意义？我对“苏维埃”的理解深受阿伦特的影响。在本公号“春节特刊”中，我曾指出：

“阿伦特的“共和主义”视野非常广阔，她从希腊城邦制度，杰斐逊的“初级共和国”，巴黎公社和1905-1921年间的“苏维埃”（俄语“委员会”之意）都看出了 “共和主义”的精神实质，即“由革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如果杰斐逊的‘初级共和国’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它将远胜于我们可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各区和民间社团中，察觉到的那种新政府形式软弱的萌芽状态。然而，即使杰斐逊的政治想象力在远见卓识上超过了他们，他的思想却依然与之殊途同归。无论是杰斐逊的计划，还是法国的societes revolutionaries（革命委员会），都极其匪夷所思地准确预见到了这些委员会、苏维埃和Rate（委员会），它们将在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每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中崭露头角。每次它们都作为人民的自发组织产生和出现，不仅外在于一切革命党，而且完全出乎它们和它们的领袖意料之外。跟杰斐逊的提议一样，委员会完全被政治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最重要的是被革命传统本身忽略掉了。即便是那些显然对革命持同情态度，忍不住要将民间委员会的涌现载入其故事记录之中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委员会本质上不过是为了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临时组织而已。换言之，他们无法理解，站在眼前的委员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也无法理解它是一种为了自由，由革命进程本身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中文版，第233-234页）”。（下图为研究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两本书封面，这是阿伦特研究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两本主要参考书）

阿伦特和列宁对通过“苏维埃民主” 构建和组织的新的公共空间的理解是一致的。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发表于1917年8月，第2版发表于1918年12月，中间恰好是“十月革命”，而他在第2版唯一的补充，就是加上了马克思给在美国参加林肯军队的魏德迈的信，这也正是张春桥在文革中多次引用的那封信（参见本微信公号第120期“马克思-林肯通信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一文）（下图为《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封面和《张春桥家书》封面）。

列宁明确地说：

“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 “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  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07-208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

列宁接着说，

“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同上注，第213页）。

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会觉得列宁的构想是太“乌托邦 ”了。但我们冷静下来，环顾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陪审团制度，其实就是“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管理权力的形式之一。1967年组织建立MasterCard（目前最广泛使用的银行支付卡）的Michael Phillips 于1985年合著了“公民立法机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