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珍：托克维尔预言的中国命运：当人民开始变成独裁者

作为一位民主观察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描绘了两幅面貌迥异的民主图景。一幅是《论美国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呈现的风格较为明快的美国民主的图景：平等与自由携手并行，个体自由联合，社会洋溢着自治精神与活力；另一幅是《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呈现的带有悲怆色彩的法国民主的图景：平等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央行政集权的扩张，个体相互疏离，社会机体羸弱被动，缺乏自组织能力。

这两幅看似截然不同的图景，托克维尔都称之为“民主”，这不免令人惊讶。很显然，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所说的“民主”与今天人们熟习的“民主”有着不同的内涵。托克维尔心目中的“民主”，其核心内涵是“平等”，他用“民主革命”一词来指称自中世纪后期以来普遍发生于基督教世界的平等化进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民主与法国民主都被托克维尔视为这场漫长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相当暧昧：民主既可能与自由结合，也可能与专制结合。前者是托克维尔在1830年代的美国观察到的情形，后者则是民主在1850年代的法国所遭遇的困境。

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论述充满悖论，然而它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恰恰源于它富有张力。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期，很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的民主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托克维尔揭示了民主实践在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历史传统迥异的国家呈现出的不同图景。理解这一差异并分析其根源，有助于我们思考与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状况相契合的政治现代化道路。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弄清：托克维尔是在何种历史情境下考察民主的，以及他面临的时代问题是什么。托克维尔生于1805年，逝于1859年，亦即生于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的第一帝国时期，逝于拿破仑三世（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的第二帝国时期。这位酷爱自由的贵族，深深困惑于法国自1789年爆发大革命以来，为何相继陷入“雅各宾派”（Jacobin）的革命专政与两个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对于托克维尔以及同时代的法国自由派而言，思考法国大革命这场“民主革命”为何“反噬”自由，是一个至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可以说，正是1789年以来法国的历史经验，使得托克维尔对于民主中潜藏的与自由相悖的因素具备了独特的敏感。早在1830年代写作《论美国的民主》时，托克维尔已经显示出这一敏感。当他描绘美国民主的图景时，显然不时地想到法国，这促使他给总体上明快的美国民主图景增添了一些暗影：他在为民主政治辩护的同时，也谈到了民主“堕落”为暴政的可能。1851年12月，当民选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军事政变颠覆了共和国，并在次年宣布成立第二帝国，把自己封为拿破仑三世之后，托克维尔对民主在法国的未来的忧虑大大加重了。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流露出了很深的悲观情绪：“不管我们的子孙会是什么命运，我们这一代人将在交替使用宽容和压迫的反动统治中消磨悲惨的一生。”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放弃希望。波拿巴政变之后，他退出政坛，潜心研究大革命。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面世。在这部经典之作中，托克维尔探究了为何在法国大革命这场“民主革命”中，专制的阴魂如宿命般驱之不去。

长期以来，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学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名气远不如《论美国的民主》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两部著作是托克维尔的民主研究的姊妹篇，倘若不能深入理解前者，就无法充分理解后者，因为托克维尔显然是带着他对法国民主的忧思前往新大陆考察美国民主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关于法国民主的反思，包含着尤为重要的教益。相较而言，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的民主之路走得较为顺畅，不过这恰恰使得美国不能充分呈现出民主的所有悖论与复杂性。法国则因为背负着沉重的“旧制度”遗产，在从初生的民主迈向成熟的民主的道路上，历尽艰辛曲折，民主的复杂面向得以充分呈现。本文试图同时解读托克维尔笔下的两幅民主图景，进而揭示出其民主论述对于当今中国的启示。

民主在美国：自治精神与公民的锻造

1831年，当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考察民主时，萦绕于他脑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法国是否应当接纳民主政治？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无疑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这意味着封建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已被摧毁，世袭的身份差别已不复存在。拿破仑一世颁布的《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ais）巩固了大革命的这一成果。

然而，是否要让民主从社会领域进入政治领域，让人人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掌权的自由派──以基佐（Franois Guizot）为首的“信条派”对民主政治有着深刻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与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借助底层民众的支持实行恐怖专政以及拿破仑一世借助“公民投票”合法化其军事政变有很大关系。当时法国政界和思想界的精英普遍担忧民主政治导致无序的街头民主，或导致独裁者以人民的名义攫取权力。托克维尔显然也有这样的忧虑。不过，美国之行使托克维尔亲身体验到了一种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民主实践迥然不同的民主。美国的民主既没有陷入无政府状态，也没有陷入暴政。相反，这个年轻的民主共和国充满活力，并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托克维尔对此感到惊讶，他决定深入考察美国的民主，以便更加全面地探究民主的特性。

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美国，民主原则同时在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得到了实践。也就是说，美国不仅不存在世袭的身份差别，而且将人人平等参政奉为一个基本的政治原则。他指出，人民主权原则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因而，“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

那么，美国人是如何理解人民主权原则的呢？归结起来，它有两重涵义：第一重涵义是平等，即每个人都被认为拥有一份同等的权力，平等地参与政治。主权的来源因而只有一个：人民。人民在美国没有被虚捧和架空，而是享有真正的权威。另一重涵义是自治，即在同公民相互应负的义务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个人必须服从；而在仅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却是自主的，亦即他是自由的，其行为只对上帝负责。由此产生了美国人的名言：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

表面看来，人民主权原则的这两重涵义不无矛盾之处：一方面，人民作为全体拥有无上权威；另一方面，个人又拥有自治权。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既拥有权威又享有自由的秘诀在于，美国拥有强大的“政府集权”，却不存在“行政集权”。“政府集权”意味着在全国性的事务上，代表人民意志的联邦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威，不存在“行政集权”意味着联邦政府不干预纯属州、县、乡镇或个人的事务，在这类事务上，由地方和个人广泛实行自治。在州这个层级同样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对代表多数的州政府，但州不会干预纯属县、乡镇或个人的事务。县与乡镇、乡镇与个人的关系同样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

托克维尔发现，表现为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的美国民主，十分有助于锻造公民精神：

首先，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助于培育独立自主的个体以及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托克维尔注意到，在美国，个人是独立而强健的。当一个人要做一项与社会公益有关的事业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向政府求助，而是自己制订计划并实施，最多他会寻求其他个人的合作和支援。美国的个体既独立自主，又善于相互协作。托克维尔在美国亲眼看到，有一个县发生了重大案件，当地居民没有向政府求助，而是自行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以便追捕罪犯并将其送交法院。

其次，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有利于克服利己主义，培育公益精神。这是因为，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时，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与全体的公共利益之间就搭起了一座桥梁，人们将更加容易明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乡镇自治对于培育公民精神的重要性。他相信“开明的自利”是比较符合民主时代的人们的道德原则。因而，要使个人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事务，首先应当引导他关注身边的事务。一个人很难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但如果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马上就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托克维尔指出，美国人之所以像关心自己的事业一样关心本乡、本县、本州和本国的事务，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对各个层级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因而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做主人的自豪感和对乡土的依恋感，这种情感构成了美国式的爱国心的基础。

再次，平等的政治参与和各个层级的自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它使得从封建等级制解放出来的、倾向于相互疏离的个体彼此接近，使人们获得了彼此认识、经常接触和相互扶助的机会。托克维尔注意到，与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富人与穷人、精英与大众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在美国，即使最富裕、最有才能的公民也十分注意不脱离民众，而且不断地同他们接近，喜欢倾听他们的意见，经常与他们交谈。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公职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使那些原本自恃力量强大而无需与他人交往的人发现，如果想要进入政界，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援是不可能的。这些人最初是出于野心而开始想到他人，久而久之就会习惯于和他人交往。

由于亲眼看到民主在美国的实践带来的种种好处，托克维尔为民主政治做了辩护。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不少保守人士谴责大革命摧毁了等级制的社会，造成了社会的原子化和无政府状态，另一些保守人士则谴责大革命催生了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他们或是主张恢复封建等级制，或是主张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再造贵族政治。针对这些保守人士对民主的敌视，托克维尔在一份手稿中回应道，“许多人认为民主的民法是一种恶，认为民主的政治法律是另一种更大的恶；至于我，我认为后者是治疗前者弊端的唯一方法。这就是我的政治学说的全部思想。”如何理解托克维尔为民主做出的这番辩护？

托克维尔是从“社会”和“政治”的双重视角来考察民主的。他考察美国的民主是为了给一个“全新的社会”寻找一门“新的政治科学”。在他看来，大革命及拿破仑的《民法典》确立了一个人人身份平等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和贵族社会有着相反的优点和弊端。民主社会的主要弊端在于：贵族时代独立的中间团体不复存在，个体直接面对国家，国家权力有不断扩张的倾向；社会将变得均质化，像贵族一样强大的个人将变得罕见；个人有相互疏离的倾向。不过，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经验表明，只有让个体参与政治并培育其自治精神，个体才能成长为既独立自主又懂得相互联合的强健的公民，从而缓和民主社会的上述弊端。

当然，托克维尔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实践之所以较为成功，与美国独特的民情、法制和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例如，美国之所以形成独特的地方分权体制并洋溢着自治精神，与美国独特的起源有密切关联：美国的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成立于州之前，而州又成立于联邦之前。托克维尔因而认识到，法国不能简单地模仿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过他还是对法国实行民主政治的未来表达了审慎的乐观：

在英裔美国人那里看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如果将以上设想的民主制度审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而它在这个社会里又能逐渐地渗入到人民的习惯，逐渐地深入到人民的思想，那末，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也能建立起这种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