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及理论结晶

摘要：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这两篇文章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述了一系列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邓小平认为，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①的印象。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要更早一些，它开始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1957年2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产生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之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这两篇文章阐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独创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乃至对当今写就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②的新篇章，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科学价值。

一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对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的最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必然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本质问题为基本出发点。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各个部门，都必须执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而且上层建筑也要“适合这个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同“技术革命”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革什么命呢？现在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③。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问题切入，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认为“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④。显然，“解放生产力”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实现的，是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解放”；而“解放生产力”，也将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即为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条件”。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对此作的新概括就是：“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⑤

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都是为了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这就是“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基本观点，在之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进一步被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方针”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⑦。

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进一步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开创性研究。

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作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一开始，毛泽东就点明主题，提出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2月25日，他强调“要打破迷信”，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⑧。就在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时，莫斯科时间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见端倪的这一重大转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问题作了新的战略思考，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也作了新的探索。

195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⑨。毛泽东这一透彻分析，既揭示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根本错误，也明确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阐明探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十天之后，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时，再次谈到“揭了盖子”和“捅了娄子”的问题。他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⑩毛泽东提出了三个新的观点：一是要破除迷信，反对教条主义；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硬搬”苏联模式那一套，应该独立思考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三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命题。

为了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变化，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4月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时，毛泽东谈到：“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毛泽东“对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问题的回答就是：“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1)他进一步提到：“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2)

毛泽东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更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是总结经验、破除迷信，不再“搬苏联的一套”，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后来肯定，《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3)。也就是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4)。《论十大关系》实际上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自发表《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年间，毛泽东对“第二次结合”作了进一步思考。“第二次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继续。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到：“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15)。他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中国的和外国的东西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他还提到：“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16)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对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修改稿中，对提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不可能有千篇一律的格式问题作了修改，提出“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17)。8月底，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而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18)9月15日，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对这一思想作了概括：“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9)毛泽东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必然性，凸显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一个“过程”的重要性。对有中国“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过程的探索，成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立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1984年，邓小平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时，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做‘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21)。习近平在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就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