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倾向性与真实性之相互作用

（一）

１、人、人类在面对大千世界的万物时，总要力图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变化的规律，并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决策和行动。这里的把握本质和规律，就体现了真实性，而这里的需要，就显现了倾向性。两者在正常的、正向的关系上，应是相互作用乃至相互促进的。古希腊哲人在追寻万物的本原时，朦胧地谈到过“水”（泰利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摩克利特）等，而在探讨人的需要时，朦胧地意识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不过，从人类进入到文明时代直至中世纪，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或人类活动范围有限，哲人们把研究目光的重点还是放到了客观事物即客体的本身上，而对人或人类本身即主体的知、情、意的研究却很不够，这就使得在认识论领域中，真实性问题似乎压倒了倾向性问题。到了近代，由于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或人类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哲人弗朗西斯・培根就看到了，人的智力并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感情灌注在里面的。不久，哲人笛卡尔就初步建立起主体性哲学，倾向性问题便被突出出来。到了黑格尔的时代，人们已认识到，人总是趋向于将世界的实在加以陶铸锻炼，加以理想化，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他还特别指出，人总是从事物对人的有用性、效用方面去考察它们的。到了马克思那里，事物不只是人的认识的对象，而且是人的“需要的对象”、“欲望的对象”，恩格斯更明确地指出，人总是从自己的功利目的出发，来观察事物的，这样，事物的呈像，只能是有利于人的实践活动的，而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光线在蚂蚁的眼中是什么样子。这也正应了流行于欧洲的一句语：如果几何公理触犯了人的利益，人也要推翻它的。难怪即使在科学主义盛行于欧美大地之时，诞生于１８５９年的三位哲人本格森、胡塞尔、杜威，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打响了人本主义的雷声，分别提出或深刻阐述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等哲学思想。从现象学派衍生出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肯定地说，即使最纯粹的理论，也不曾甩开一切情绪，批判的理性主义者鲍波尔则明确地指出，知识在各种主观形式中，都是有倾向性的，连做为科学主义者、实证主义者的莱伊，也承认“真理是有倾向性的”！

２、那么，在认识论的领域中，真实性与倾向性两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一定视角上可以说，真实性是人的认识的基础，而倾向性则为人的认识提供了动力和导向。如果人的认识不能体现出真实性来，人的认识活动及其结论，便没有意义，或只有消极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了世界，才能正确地改变世界，从而达到人类自己的目的。而如果没有从人的需要出发的倾向性，就不可能找到科学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正确方向。恩格斯曾指出过，人的思维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他还曾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后来，列宁在评论鲁巴金编的一本书时指出：没有人的感情，就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很明显，脱离实践需要的理论，即没有对人的功利倾向性的“纯粹客观”的理论，不可能是真实的，因而也不可能是有生命力的。对于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科学界和哲学界中，大体上已取得了共识。人们普遍认为，科学理性固然是非理性主义的解毒剂，但做为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也是理性主义的解毒剂，因为科学理性如果过分地被强化起来，陷入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就会使人们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的实际，造成人之认识世界事物的片面性。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启示了人们：在对世界事物进行科学认识并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人的情感、意志及其体现出的倾向性的重要作用。当然，片面强调人的需要、情绪的意义，就会走向主观主义这一极端。人的利益需求是具有复杂性的，从时间上看，有暂时性和长远性之别，从空间上看，有局部性和全局性之别，从与人的关系上看，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之别，从实践后果上看，有功能性和非功能性之别，等等。

３、在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中，理论家、思想家们注意到了这样两种不同的倾向性：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稳定运行和稳步发展，即在维护现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其中的矛盾取调解和调和的态度，使离开正常轨道的社会现象得到矫正，并使某些非基本的制度得到修补或改良，从而使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得到逐步发展。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保守型。另一种倾向是，着眼于当下社会的矛盾和快速发展，即在揭示现存社会的种种矛盾的前提下，断言这些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不可调解和调和，并必然导致该社会的基本制度灭亡，由一种新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所取代。这种理论思想或学说，可称为变革型。比较这两种类型，应当说，只要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当前社会实际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学说，便都是较为科学的社会思想理论，都有一定的价值。保守型的社会功能是，巩固和完善已取得的人类文明成果，而变革型的社会功能是，迅速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已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尖锐激烈，不迅速变革，社会就不能进步，甚至会出现倒退危险的时候，变革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起来，变革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保守型则变得落后了，甚至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它所含有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但是，当某一社会的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并未充分暴露，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并不显见的时候，保守型的价值、功效就会突出出来，保守型所揭示的真实性，便成了“显性”，而变革型则因过分超前，导致了人们在实践上的急躁冒进，甚至会成为一种破坏的力量，而它所包含的真实性，便成了“隐性”。在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一些“主义”、派别兴衰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必须把一种社会思想理论或学说，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对其做出评价来。就保守型与变革型这两种社会思想理论来讲，在一般意义上，是不能谈论其高下与优劣的。那种流行多年的“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革命的理论，高于、优于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非革命的理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因为地位、利益的不同，往往对保守型和变革型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想理论取不同的态度，但对此不可绝对化和划一化。在这里，真实性常常表现出对倾向性所起的“制衡器”和“矫正器”的重要作用来。对于某种社会思想理论言说，人们首先纳入视野的应为其是否真实，其次才是对那个政治集团有利。在揭示和述社会历史事件时，必须将真实性放在首位，而将对派别、政党是否有利放在第二位。这既是对整个社会利益负责的表现，也是留给后人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表现。可见，防止和克服一个时期以来相当流行的把“对谁有利”，是否符合某个党派的利益放到首位的思维惯性，是完全必要的。（可参阅系列评说之二、三、十六、十七、三十九）

（二）

１、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初期，一些思想家、政治家乃至学者、民众，就已经认识到阶级现象的存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其弟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已经提到了“阶级”这一概念。古代中国的《诗经・伐檀》中，已经表现出了人们对劳动者与非劳动者在经济关系、财产占有上的重大区别的感知和感愤。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欧美先进国家进入了十九世纪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明朗起来，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愈来愈从阶级关系这一视角，来观察重大的社会问题。这里，人们注意到两种倾向：一种是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一致与合作，一种则是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侧重于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而在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变革，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普鲁东、拉萨尔等，一种是主张用暴力方式进行变革，如布朗基、魏特林、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等。当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主张把和平方式与暴力方式结合起来，以何种方式为主，就要以时间、地点、条件而定。这两种方式，分别被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瑞典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成功地实行了。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当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到来时，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才逐渐认识到，原来，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都是阶级社会中的两大客观存在，两者皆可成为历史的发展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还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时，阶级合作的历史意义便突显出来，正象在前此的以战争、革命、对抗为主要潮流的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意义曾突显出来一样。在变革的方式上，也以和平方式为主，而不以暴力方式为主了。至于在承载这种变革的力量的问题上，工人阶级已不象先前时代那样，具有独到的、排它的作用了，这已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

２、当然，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容易接受变革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而处于社会上层的群体――资产阶级或握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是容易接受保守型的社会思想理论的。在十九世纪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趋向于变革型社会思想理论的工人阶级，由于在文化程度和文明教养上的局限性，使之在总体上，既不能表现出对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也不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造成了“无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与此同时，恩格斯曾实地考察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指出了那里流行的愚昧、落后乃至道德堕落的事实。他们坚决反对“把无产者看做神”的现象。指出，即使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也不是“社会的绝对的方面”，而其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通向新社会的一种过渡。当然，与某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积极方面，即它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他们本人也积极地参加到了工人运动中去。二十余年后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致力于启发、教育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多次批评了英国工人阶级对革命的消极态度。遗憾的是，二十世纪的革命家常常忘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尽管也曾认为，无产者“也有劣根性”，但他还是高估了无产者的觉悟，认为一旦革命成功，广大工人就会自觉地大干社会主义。他的夫人有一天到某工厂去了解到这样一种情况：该厂工人开会时，大家说，现在革命成功了，工厂是我们工人的了。于是研究决定，放假一个时候，以便工人们做些家务活，做完后再来上班。列宁了解到，这类现象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使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由是，他在改变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看法的同时，也改变了过去对工人阶级的某些看法，加强了劳动纪律，甚至采用了“资本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在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曾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中国各阶级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析，但他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却把工人阶级的革命性过分夸大了，且称其为“大公无私”，与此同时，贬低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与思想道德水平。在“文革”中，他要求“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向大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派驻“工人宣传队”，结果遭到了失败。很明显，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性，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这种倾向性对于认知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只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种优越性，并不必然带来真实性，而且这种优越性也是在变化中的。在世界处于和平、发展、合作为主要潮流的时代，更是如此。至于对其它劳动阶级，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所批评，但总的来说，还是推崇过多，称只有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为它们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广大知识分子往往做为“皮上之毛”，而被贬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