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同：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

徐大同，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摘要：本文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政治学的学科特色。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表现为“唯实政治学”或“治理政治学”。本文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线索，并由此指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关注重点自有其特色。这些重点包含重农、重一、重和、重民、重德等，与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点。

我国古代的学术传统特点之一是“专门之业不分”，除“经、史、子、集”之外就 不 再 有 专 门 学 科 的 分 类 。按 研 究对象的内容划分学科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产物。1902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首先在法科中设立政治学科（开始时称“仕学馆”），这是我国设置政治学专业的开始，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早期称西洋政治思想史）也就成为该专业的主干必修课程，最早一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著作应该是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以后更有诸多名家，如杨幼炯（1937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1937年）、萧公权（1945年）陶希圣（1932-1936、1942年）等诸多《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或教材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大陆又有徐大同等合著、朱日曜主编、刘泽华主编、曹德本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陆续出版。这些专著或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至于其他涉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专著和文章，无论建国前或后则比比皆是，许多哲学界、史学界名家都多有力作。

政治学无疑主要是研究政治问题的学科。什么是政治？说法甚多，不一一列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恩格斯有一段话明确地指出了政治的实质。他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这就告诉我们统治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历史上任何阶级要掌握对社会和国家的统治权，首先必须掌握、控制名义上代表全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国家政权，通过国家整合社会、调节社会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以实现其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政治学可简要说，就是为一定阶级或集团夺取或维护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和说明，或为其夺取或维护统治出谋献策。因此，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应该是政治学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史也就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阶级思想代表们对这几方面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发展演变历史。

中国和欧美国家由于历史发展各有轨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统治模式，也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史。本文主要是谈谈中国古代政治政治思想史的对象和发展问题，兼及中西比较。

一、以“治国之道”为重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

我们考察研究中西两种政治思想史，首先会发现各自突出的重心不同，也即其所研究的具体着重点有所差异。

西方政治学作为一门系统的、独立的学科，产生在古希腊奴隶占有制社会后期。据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学园中曾讲授政治学课程，后经整理出版，即现在流行的名著《政治学》，这本书被视为西方系统政治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确立了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和结构框架，一直流传至今。

亚里士多德曾说：“所谓科学显然是对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又说：“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按照他所确定的“科学”原则而编写的，当时希腊社会的公共权力组织制度――城邦制正处在其发展末期。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城邦的产生、性质、作用、演变、形式及其种类等问题。而且，为了挽救奴隶占有制城邦制度的危机，他还设计了最理想的城邦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他也主要是学理的分析判断、概念的说明以及对各种城邦形式的比较、评价，这就表明西方政治学从一开始时起就着重于探求学理知识和政权组织形式。西方政治学传统一开始就是着重于如何认识国家和如何组织国家。直到19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稳定，才把管理国家问题正式提上学术议程，我们可以说西方政治学的传统是“唯理”政治学，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系统的政治思想产生于周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中国正在从东方奴隶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时期，社会政治和学术特点则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为了适应诸侯独霸天下的政治斗争需要，各家各派也都“思以其道易天下”，提出自己的“治国之道”，以游说各国统治者。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更是各派思想家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

什么是“道”，有天道与人道。虽然，“天命不可违”，但“天道远，人道迩”。有所谓“尽人事，听天命”，“人定胜天”等说法。人们所着力考虑的主要是“人道”问题。

所谓人道，简单说就是“为人之道”，就是如何对己、如何待人、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的修身处世之道。从政治学上讲主要包含如何调整好各种人与人的公共关系，即所谓“治国之道”，先秦诸子的核心思想就是提出各自的治国之道。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也”。道家的老子尽管把道说得玄而又玄，但仔细考察《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以德辅道”，实际目的还是在德"部，也就是它的“治国之道”。

从春秋战国直到唐朝，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道统之争”，也就是以谁家之“道”来治理国家。“道者路也”，所谓“治国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政治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谓“术”）。中国古代也讲“理”，但正如章学诚所说，先秦诸子都不“离事”而“言理”。因此，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学称为“唯实政治学”、“治理政治学”。

如果说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那么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道术），即做什么、怎么做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线索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一般来说，有可信资料证明的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史的起点，确定为殷商时代已无所争议了。殷商、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侯外庐先生称其为“早熟”。从东周战国（公元前476年)开始，直到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属于封建社会性质，这段时期是中国系统政治思想形成、繁荣和发展时期。

在这几千年中，中国政治思想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殷商、西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缘起时期，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秦汉到唐是儒、道、法三家争道统和儒家思想确立统治地位（儒法结合、儒道结合、儒道法结合）时期，宋明是儒道释三家合流的理学时期，明清之际是新生产方式萌芽和批判专制统治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则是西学东渐、中国步入近代社会时期。下面分别做些简要说明。

（一）殷商、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缘起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后世政治思想发展的基础。

1、殷商崇尚祖宗神

2、西周以天代祖，宣扬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宗法制、分封制的确立

3、《易》《诗》《书》《礼》《春秋》等古代文献中反映的政治思想。这些文献曾经孔子修订整理，被后世儒家奉为经典，垄断起来。实际上都是一些古代政治文献，所谓“皆为政典”，而且在诸子时代还“有古籍留遗，并非尼山所手订”

（二）自从周王朝东迁，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代之后，直到清中叶西方列强入侵，我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其间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一贯未变。史学界一般把唐以前作为封建前期，宋以后作为封建后期，在这两千多年中，社会制度未变，政治制度基本未变，所变的只是王朝的更迭与“何法之道”，即用什么思想指导和如何治理好庞大的统一大帝国，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安邦定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曾说：“彼国措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也可以说，唐以前政治思想主要解决“道统”问题，也就是哪家思想主导政治统治，宋以后不再争论“道统”问题，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人们应具有何种心性品格则成为关键的政治要求，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当时周王势衰，诸侯雄起。春秋时尚“尊周攘夷”“挟天子令诸侯”，战国时更是“陪臣执国命”，诸侯称王称霸，要一统天下。这时期教育也出现了“私学”作为最下层贵族的士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许多人开始授徒讲学，在春秋时出现了孔墨显学，战国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各派登上历史舞台，皆“思以其道易天下”，于是，诸子纷纷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兜售各自的治国之道，所谓的百家争鸣或九流十家，实际上影响到治国原则方向的主要只有儒、墨、道、法四家的主张，他们的治国思想大体如下。

1、儒家是由孔丘和他的弟子及后人孔鲤（子思）、后学孟轲、荀况等所构成。孔子是最早的私学大师，儒家的创始人，其治国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要求以仁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关系），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所谓“天下归仁”，他主张“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提倡“中庸之道”，提出了由小康到大同的政治发展理想。

孟子处于战国时期，他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提倡“定于一”，主张性善论，强调以仁义得天下。

荀子是战国后期的儒家代表，是一位由儒入法的思想家，主张性恶论，强调以礼（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