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当代思潮系列评说之二

(一)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任何规范，包括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在内，都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和必然出现的，它们也就因此而具有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表现在时空上，就是古今中外所有社会、群体、个人，都需要和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道德的一般性、共性、应然性，即普适性．这里的普适性，明显地是指向人或人类的，而与非人或生物无关．例如，人类与众多的形形色色的生物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可能如有学者要求的那样具有＂平等意识＂，不存在什么＂人类严重地侵犯了非人生物的生存权＂．（求索，２００３年第５期）人类与病毒的关系只能是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人类与家禽的关系也大体上是食者与被食者的关系，这里无平等可言．现在，进步人类已经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极端重要性，而其所指向的也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利益，特别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大可不必用所谓＂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来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应该努力提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创造一个动态的与合理的，兼顾人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生态环境系统．如果说这种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可见，道德伦理问题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这种社会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这种非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如果说康德的＂定言命令＂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是软弱无力的话，那么，在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当然，近年出现所谓＂环境正义＂的说法，包含有在环境问题上人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思想，这就有道德伦理的含义了．这种具有对人的功利性的道德，是与人所固有的本性直接相关的．这里需要提及的，就是＂人的欲望＂这一心理特征．黑格尔曾把欲望看成是美德的必要环节，认为＂在善里面，应该有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６０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承袭黑格尔的类似说法，把阶级社会中人的＂恶劣的情欲＂，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３３０页）本来，欲望、利益需求的本身，无所谓善与恶．恩格斯在这里是借用已经流行并深入到西方社会深层的基督教的传统说法，即硬是把人的情欲说成是＂恶＂，才对这里所谓的恶，做了肯定性的评价的．按照具有高程度真理性的唯物史观，只有对破坏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行为才能叫恶，而对促进社会群体利益的思想行为只能叫善．情欲为人人所具有，如果弃绝任何情欲，不为任何情欲奋斗，社会历史就不能进步．当然，这里讲普适性，并不是说任何时代、国度的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会遵循那些公认的道德规范，而只是说，那些公认的规范，是社会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体现着一种＂应然性＂，而不是现在人人都能遵循或都已遵循的＂实然性＂．

（二）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突出表现在对善与恶的共同评判上．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如下格言是熟知的：先秦时代的＂泛爱众＂，＂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恻隐之心，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兼爱＂（墨子?兼爱），＂贵于义＂（墨子?贵义），＂利民＂（墨子?耕柱），＂虽饥不忘天下＂（庄子?天下）诸说．汉代的＂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汉书?贾谊传）之说．至宋代，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成了千古名言．在古希腊，尽管不象古代中国那样有着丰富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但也常见哲人们谈论＂做人＂的规则．苏格拉底就宣扬＂节制和正义＂，强调＂善＂、＂美德＂．他要求＂不管老少，都不要只顾个人和财产，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并表示自己要＂为正义而斗争．＂（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９－７０页）德摩克利特要求每个人都要对他人＂正直和公允＂．（同上书，第５２页）柏拉图则明确地要求治国者的活动＂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理想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第３４页）．盛行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爱人助人＂精神，佛教的＂众生平等＂精神，流行于近现代的＂人权博爱＂精神，都在表明，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说教是有共同性和共通性的．十八世纪的休谟就看到了：＂我们不论在英国或在中国对同样的道德品质，都给以同样的赞赏．＂（人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２３页）十九世纪的车尔尼舍夫斯基还以＂诚实＂为例，说明一些道德规范是＂既可以运用于太古时代又可以运用于绵绵无尽的未来的原则．＂（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４３页）马克思与恩格斯则既肯定了道德的共性，又肯定了道德在历史上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０３页）历史发展到了现时代，无论是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和刘少奇，还是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里根和布什都要求官员＂为人民服务＂，是不值得奇怪的．（参考消息，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８日）人们不难看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地上正在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时，资本主义美国的波士顿市也出现了帮助贫困户的邻里组织．一些访美人员看到，许多美国人＂身上有不少良好素质＂，如＂尊重人和信任人＂，＂礼貌待人＂，＂遵守公共秩序＂．（光明日报，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９日）那里还出现了一批卡内基式的“将兄弟关系引入富人与穷人的和谐关系中”的富豪，出现了象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样决定在他身后将全部财产献给社会的资本家。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曾赞扬资本主义的新加坡，＂有良好的社会风气＂．很明显，在现时代，人们经常见到那些助人为乐，舍己救人的行为，并被全社会所赞美。而他们并不一定是劳动者或共产党人，他或她很可能是个资产者、有钱人，也可能是个孔孟之道的信徒、基督徒、佛教徒，或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这里体现的＂善＂，超越了时代的、国度的、阶级的、集团的界限，成了一个普遍者或绝对者，这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

（三）这种道德上的善及其体现的种种规范，集中反映在当年马克思说过的两条基本原则上：＂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１６７页）；＂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做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７６页）．这两条基本原则可用＂群体高于个体＂和＂关爱个体＂这样两句话，来加以概括说明，而＂关爱个体＂的原则，归根结底又是＂群体高于个体＂的原则的组成部分．对于＂关爱个体＂，人们不难理解和解释，而对于＂群体高于个体＂，则需着力阐明．群体与个体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对立的方面，不但在历史上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也每每遇到．只有把群体放在高于个体的位置上，才有利于众多个体利益的实现，就人类整体利益而言，对于做为＂种＂的保存和发展，则有决定的意义．近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社会生物学（威尔逊），依据大量实地考察，发现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甚至在昆虫动物中，广泛存在着为了群体生存而分工互助和＂利他主义＂现象，如蚂蚁中的兵蚁，常常为了保卫整个蚁群而牺牲自己．由此可以推想，在人和人类的基因中，有类似动物本能的＂群体高于个体＂的生存准则．而因为人又有＂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类的特性，便能站在理性的高度，在必要的情况下，为了群体的利益而自觉地牺牲自己．与此同时，古今中外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男盗女娼，扯谎造谣，都是厌恶和拒斥的，即使经常这样做的坏人，也总要在言说中，对这些恶劣品德表现出反对的样子，这就是道德规范的普适性的威力．那种利用被歪曲了的“阶级观点”，硬是否定道德具有超越阶级性的普适性，对革命阶级、劳动阶级及其成员过分美化，对反动阶级、剥削阶级及其成员任意丑化的做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近些年，在主流媒体上仍然有些人把党政官员中的腐败行为，说成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丢掉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结果。其实，这里不应诉诸“阶级”和“主义”，只要指出“缺德”和“害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