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究竟什么是集体主义？

（一）一部人类道德史，也可以说是一部阐明和实践公与私关系的历史，因为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皆可以化约为公与私的关系．在说明基本的道德规范，即＂群体高于个体＂和＂关爱个体＂时，中国古代哲人朱熹就讲过＂至公无私＂，德国近代哲人康德就讲过＂大公无私＂．千百年来，那些追求道德完美的人，那些从事道德教育的人，每每用这一极为高尚的格言来律己和教人．应当说，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有益的．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思想，在革命队伍中进行过道德教育．解放后，又曾向党内外发出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更突出了＂大公无私＂的道德价值，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着这种高尚道德的教育，这无疑是必要的．在当前，针对着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私欲泛滥成灾，肆意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随处可见的状况，弘扬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显得尤为必要．但对此必须做出科学地辨析，并在实践中恰当地运作，以增加其宣传教育的效果，避免带来副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有学者发问：＂大公＂当能，但＂无私＂怎能呢？这种发问，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讨论．不可否认，从科学上讲，彻底的无私是做不到的．任何人如果不关爱自己，都无法生存．罗素说得好：＂一个人全部时间都用在如何使别人吃饱而忘记自己的饮食，那是要死亡的．＂（走向幸福，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４页）这里有个重要的思想方法理想化的方法的运用问题．这种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又是同日常生活中和文学艺术上的夸张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康德看到了：＂在我们的想象力里有一个进展到无限的企图．＂（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８９页）他还说过：＂谓世无一人其行动曾切合于所包含在德行之纯粹理念中者云云，亦绝不足以证明此种思想之为空想．＂（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版第２５４页）＂圆满无缺的道德心向原是……一个圣洁的理想，只是我们所应当努力接近并永不间断向之迈进的一个模范．＂（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８５页）科学研究中的理想化方法，就是思维把某种＂圣洁的理想＂取来，使之＂进展到无限＂，完全排除其它因素的干扰，使对象处于＂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的方法．数学中只有位置而没有长宽高的＂点＂，物理学中绝对硬的＂理想刚体＂，都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是思维进行合理抽象的产物．但它们对科学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牛顿在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模型＂，即把地球和月亮都设定成没有体积的＂质点＂；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设计过＂理想实验＂，即设定两条光线同时照射一段铁轨的两端而中间正在行驶着一辆接近光速的列车．人们知道，这种理想化的方法，对他们创立新理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参阅系列评说之四）道德上的＂大公无私＂，虽然是任何人也无法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的，但却为人们树立了道德修养的终极标杆．然而，这种极高的目标，是需要人们做出巨大的努力，才能逐步接近而又不能完全达到的．不能象通常那样，轻率地把一些高尚的道德表现称作＂大公无私＂．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年马克思曾肯定过的集体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５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２５页）应该和能够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而后者高于前者，即个人在争取实现自己需求和价值目标时，都要促进集体的利益的实现，至少不损害集体的利益，如发生矛盾，则以前者服从后者．而做为集体的代表者，则应保护和促进个人的合理需求与权益．当然，在道德要求上是有层次性的，应注意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上的先进分子如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来说，应当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更多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并把现阶段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未来的美好社会联系起来．但这是＂大公无私＂吗？非也！例如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忠于职守，不谋制度规定以外的任何特权，不为子女亲友求情，不用公车办私事，必要时能为公利而牺牲私利，但他（她）却按制度规定去享用比一般人为高的工资、住房、出行等待遇，这只能叫清正廉洁，符合集体主义（collectivism）道德规范，却不能叫＂大公无私＂．只有象焦裕录、孔繁森、杨善洲等极个别的领导干部和例如经常把应得的待遇或财产自愿让给、献给普通百姓和社会公益事业的极少数象雷锋、郭明义那样的人，才可考虑用“大公无私”来称谓．对此，＜党建＞杂志在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８９年间，曾就笔者当时写的一篇短论，在党内和国内组织了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讨论．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未能继续进行下去．

（二）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尽管应当宣传大公无私一类极高的道德要求，却不应当将其做为包括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内的先进人物的道德标准．而要从实际出发，特别是从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的道德实际出发，来制定合理的道德标准，并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古代中国就有圣人与贤人之分，前者近似于大公无私者，后者近似于先公后私者．当代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说：＂我实际上要区分两种善的理论．其原因在于，在公平正义中，正当概念先于善的概念＂（善的合理性，哲学译丛１９８６年第２期第１７页）．伦理学家迈农曾将道德水准分为四个层次，即善的，正当的，可允许的，恶的．这些划分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一般群众如能在道德行为上做到＂正当的＂和＂可允许的＂，也就行了，而对于先进分子来说，则应做到＂善的＂，这里的＂善＂，就是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和社会的利益．尽管这还不是大公无私，但却是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的体现．道德要求应当区分＂理想层次＂和＂现实层次＂，而不能只在高空中徘徊，不去俯瞰实地．长期以来，我国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口号提得十分高超，以致玄而又玄，似乎是在代天立言，并以此要求全社会成员立即做到．但结果是欲速不达，欲高不实，假大空流行神州大地．人们记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好象到处都是＂人性善＂，雷锋精神似乎随时可见，一些单位常常是每天都在统计＂做好事＂的件数，整个社会表层，显得高尚无比，给一些外国朋友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但在这种表面＂圣洁＂的背后，却掩盖和容忍了这样的事实：几十万＂右派＂和＂摘帽右派＂，正在过着屈辱的生活，得不到正在＂做好事＂的人的同情和关爱，反倒被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所欺侮和压迫．一些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也长期受到种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而某些人只靠＂根红苗正＂，甚至只靠＂运动红＂，就可活跃于政坛并被提拔重用，甚至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管理者和统治者．至于对此前不久发生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和惨痛教训，也未能进行正确的、合理的解释与说明。这种表面看来“光彩照人”而实质上带有泡沫性质的道德共同体，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革＂中，突然爆裂开来，整个社会顷刻之间出现反弹，不但＂雷锋叔叔不见了＂，而且到处是人整人的＂人性恶＂，冤狱遍于国中，坏人弹冠相庆．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里的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竟然有着共同的宣传教育话语：＂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文革＂结束后，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返璞归真＂了，社会成员大都显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在这种情况下，被压抑的欲望便表现出来，在一些人那里就是人欲横流，以致从潜流变成狂涛．此时，那些道德善良又思想先进的人们忧虑地看到：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社会表层中不曾有过如此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和混乱局面．一个相当规模上的反思开始了！人们逐渐认识到，必须处理好道德建设中的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的辩证关系，重点抓住现实标准，防止在唱高调的同时，容忍反人性的事的出现，不管这些事披着怎样的外衣如阶级斗争或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其实，“文革”后出现的道德滑坡，与“文革”中横行的道德邪恶，虽然在表现形式上迥异，但在实质内容上却一脉相承。甚至在“文革”前几年的学雷锋的运动中，由于理论上的空想主义和实践上的形式主义，已经在含有浓厚虚假成分的土酿中埋下了“一脉相承”的种子，这是在道德重建或道德＂爬坡＂中，应当认真吸取的重大教训！

（三）中国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明确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任务，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还要求共产党员树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在道德层面上来说，就是首先要抓住集体主义思想这一根本方面．集体主义思想在扩展至国家的范围时，即可转化为爱国主义；在扩展至全社会“事实上的平等”时，即可转化为社会主义；在扩展至人类最高的理想境界时，即可转化为共产党人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在目前的道德宣传教育中，大力弘扬包括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在内的示范效应，是十分重要的．先进人物的那些“小事”，往往对人能起到移默化的作用。事实表明，不止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都要从＂小德＂做起，进而达至＂大德＂，从＂世俗道德＂出发，进而提升为＂政治道德＂．离开乃至背离＂小德＂和＂世俗道德＂，而专注于＂大德＂和＂政治道德＂，必然要导致空泛和虚假．我国近些年来的文艺工作在道德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总体上说胜过了那些空洞乏力的理论说教，其原因即在于此．当然，鉴于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在培养集体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防止将集体主义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群体至上主义表现为无限夸大、强化群体的地位，把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解释为用群体利益贬低、否定个人利益，并把群体利益抽象化、神圣化．事实表明，群体往往是要由个人即领导者来代表的，而做为掌权者的领导者，容易陷入群体至上主义的误区，对于生长在有两千余年封建社会历史和几十年残酷阶级斗争历史的中国的各级领导者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时把群体说成是政党，有时把群体说成是阶级，并把自己的意志和所做的一切误认为或说成是代表群体的，甚至是代表政党或阶级的．这样，群体至上便成了领导者个人的至上，乃至领袖个人的至上．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了与个体无关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冷冰冰的东西，成了马克思当年在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时所说的＂虚幻的集体＂．难怪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亦即集体主义被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的年代，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盛行，人们即使勉强接受了＂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也显得不牢靠，不真实，甚至陷入了二重人格的境地．一旦遇到转折关头，往往就从这种被异化了的＂集体主义＂，即群体至上主义，一下子滑到个人至上主义那里去了．可见，集体主义绝不是群体至上主义。难怪一些把群体至上主义当成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屡屡陷入了专制主义，并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而鼓吹带有群体至上主义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希特勒，竟成了法西斯头子！这也是一些真诚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国家，在群体至上主义的影响下，道德水平上不如一些公开宣扬个人主义的国家的原因之一。值得指出的是，领导者的身教，远大于领导者的言教．就是说，做官先要做人，在道德上一定要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做表率．要克服那种认为集体主义教育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的错误倾向，而要看到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和进行自我教育．几十年来的教育实践证明，一个集体主义信条似已深入人心，但众多的人一见领导者以权谋私而又不能改正，这一信条便立刻被他们抛弃．因为领导者的德行，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范导性和权威性，而社会生活本身的力量比任何说教的力量都强有力得多，这是在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必须牢记的。